但是，复古派虽然反对理学家重理而轻情、重理而轻文采的文学观，却没有从根本上怀疑程朱理学所倡导的理本身，如何景明就认为：“汉之文人工于文而昧于道”，“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啬乎文”[35]。因而他们也就不能彻底扬弃这种理，而是在排斥和压制人们思想感情的理，与文学创作中要求充分发挥和自由表现的情与文采，这对矛盾之中进行调和，寻求平衡。同时，复古派也没有认识到，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与某个民族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相适应的，而且有其特定的审美规范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带有很强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中国的古典诗歌，由兴起发展，至盛唐达到最兴盛的阶段，中唐以后已开始走下坡路而趋向衰落，到明代其艺术形式已变得与人们的生活内容、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不相适应，再也不可能重现昔日的辉煌。因此，他们没有能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生活，进行审美理想的革命，另行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艺术形式，而是继续利用古典诗歌的旧瓶来装新酒。这样，他们既想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同时又力求使之符合古典的审美理想，恢复古典审美特征，如李梦阳所说的“以自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36]，总是在守法与达情之间踟蹰，处在一种两难的矛盾状态。这就注定了明代文学的复古运动最终必然失败的命运。而在创作实践中，复古派的诗歌作品往往将一些鲜活生动、颇有战斗性的思想内容，按照古典诗歌审美规范加以剪裁修饰，使之变得苍白模糊、软弱无力，古文也往往“以古语传时事”，弄得迂曲缠绕，佶屈艰涩，后来甚至闹到“剽窃成风，万口一响”[37]，因而遭到顾炎武的抨击，说“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38]。所以，复古派诗文创作的成就总的来说都不高，远逊于当时的小说、戏曲创作。[39]
当复古文学思潮风靡全国的时候，嘉靖、万历年间还兴起了几个浪漫主义的文学流派，即唐宋派、公安派与竟陵派。他们反对文学复古主义，主张“直抒胸臆”、“独抒性灵”，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追求主体精神的独立、个性的解放。他们虽然也创造出一些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作品，但就多数而言则是一味追求自我解脱，并不关心社会生活，远离人民大众的需要。而且他们的审美理想和思想观念同样存在很大的局限，公安派、竟陵派作家的创作仍以古典诗文为主要形式，越是到后期越是向复古派靠拢。因此，他们的创作虽然对推动主体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样也未能挽救正统文学的颓势。于是，古典诗文便日趋没落，失去文学主流的地位，逐渐为小说、戏曲等市民文艺所超越。
中国的小说、戏曲起源很早，到了明代已经发展成熟。但是，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它一直被排除在文学之林外面，只有经史诗文才被视为正统。就是在小说、戏曲渐渐兴起的宋、元时期，这种观念也仍然没有改变。因此，元末明初产生的两部杰出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便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加上明初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它们都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嘉靖、万历年间，异端思想的杰出代表李贽，开始打破传统的旧观念，对小说、戏曲以及民间歌谣之类通俗文学重新进行评价，充分肯定它们的文学价值，说：“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40]还说：“《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41]他还将《水浒传》这部被统治者视为诲盗的小说称作是最有社会价值的“发愤之所作”[42]，并亲自为之作了评点。在李贽的影响之下，公安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也极其重视小说、戏曲、民歌等市民文艺，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情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43]他甚至称《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44]，将它们与《六经》、《离骚》、《史记》并列书架，加以研读欣赏。由于他们的肯定与宣传，小说、戏曲等市民文艺的价值逐渐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此时，正值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工商业城镇非常繁盛的时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又正符合广大市民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受到他们的喜爱和欢迎，加上印刷技术的进步和书坊的发展，又便于通俗文学的传播，因此它们便迅速地繁荣起来，进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
小说创作经历明前期的低谷之后，在明中期以后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反映下层民众要求解除封建束缚的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和反映封建统治衰朽、社会风气剧变的长篇写实小说《金瓶梅》。这两部长篇小说与此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将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推向新的高峰，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文人士大夫还广泛搜集宋元话本与明代的拟话本，进行加工润色，编出“三言”、“二拍”等几部短篇小说集。戏曲的创作也打破明初以来的沉寂局面，出现了一批勇于直面人生、敢于打破传统的优秀剧作家和戏曲作品。汤显祖的《牡丹亭》，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和高超的艺术技巧，表达青年男女要求个性解放、追求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讴歌使“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45]的“情”的伟大力量，堪称是中国和世界戏剧史上的杰作。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民间歌舞、民歌创作也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