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学历来以诗文为正宗，而以士大夫为主要欣赏对象。明朝肇建之初，一批文学之士面对元末明初社会大动乱的严峻现实，脱去元末纤秾浮艳之习，写出了一些揭露社会黑暗、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出现过短暂的文学繁荣。然而随着明朝封建统治的加强和君主专制的强化以及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文学的自由创作受到了极大限制，随之兴起并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是由宋濂开其端而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他们的诗文，内容主要是尊朱尚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艺术上追求冲和雅淡、怨而不伤、雍容典雅，实际是装腔作势，呆板平庸。其后“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30]。这样的作品自然没有生命力，因而避免不了衰落的命运。
到明中期的弘治年间，随着政治环境的松动，士大夫的主体精神开始复苏，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主张把文学从理学思想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以汉唐为师，恢复古典文学的审美特征。但他们在创作上关注社会不够，艺术风格又未能完全冲出台阁体的樊笼，故成就不大，“如衰周弱鲁，力不足以御强横”[31]。
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是在茶陵派的卵翼之下成长，而后脱离茶陵派而独立的一个势力较大的复古派。他们猛烈抨击台阁体的诗风文风，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32]，标举汉魏盛唐，掀起明代文学的第一次复古运动。嘉靖、隆庆至万历年间，又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以“文必西汉，诗必盛唐”[33]为口号，掀起第二次复古运动。到天启末年、崇祯初年，张溥、陈子龙等组织的复社、几社等几个社团又掀起了第三次复古运动。这三次文学复古运动的共同点是，尖锐地批判宋代以来理学家倡理贬情的文学观，强调主体情感的地位和价值，以复古的形式，要求恢复主体与客体、情与理、意与象、诗与乐完美统一的古典审美理想与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恢复文学创作表达真情实感的传统。这是明中后期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一系列变化在文学领域的反映，表达了当时人们要求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追求主体自由的愿望。就这个意义上说，它既是复古，同时也是创新。
复古派的作家，大都属于比较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他们不满当时的腐败政治，同腐朽势力作过顽强的斗争，第三次复古运动中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作家的大部分成员，更积极参加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压迫的斗争。他们都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关注现实，主张文学创作要有高尚的格调，要发挥其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用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汲取营养和素材。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大量反映明代重大社会问题、抨击黑暗腐朽势力、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作品。就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而言，他们的创作成就是远远超过明代的任何文学流派的。在前七子中，以李梦阳、何景明的成就最为突出，就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李远胜于何，就艺术风格而言，则李以气势恢弘取胜，属于扩张式的壮美，何以流丽含蓄见长，属于收缩式的优美。后七子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超过前七子，但创作成就不如前七子。第三次复古运动中的文学创作，则以陈子龙成就最高。他的诗歌忧时托志，尚实写真，古朴浑然，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而其流丽多姿的文采又令人赏心悦目，摇**性灵，时称“殿残明一代诗，当首屈一指”[34]，成为明代古典现实主义创作的最后一个高峰。他的散文作品，多与时务有关，基本上文从字顺，也有不少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