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晚期，西方文化开始以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为媒介传入中国。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是继印度佛教文化之后，外来文化第二次大规模的传入。这种完全异质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俟大规模接触，便引发了激烈的论争。由于这种异质文化的传播者，是西方最保守的宗教势力，就决定了这种文化传入的两面性：一是耶稣会传教士为突破传教阻力而挟带的西方科技及其相关的思想文化，尽管这部分西学并不是当时欧洲的新学，而是当时欧洲的旧学，但是相对晚明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来说，仍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一是耶稣会传教士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教，即以天主教归化中国。晚明西方文化传入的这种特点，既决定了围绕这一事件所展开争论的激烈程度，也决定了评价这一历史重大事件的复杂性。
一、容纳与排斥之争
面对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土的传教活动，晚明的儒士文人首先面临的是容纳这种异质文化还是排斥它的问题。争论就从这里展开了。
政治上的新派之所以对西方传教士抱有宽容、同情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其中许多人面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企图从传教士那里寻找新的富国强兵的思想武器。同时，他们又大多是科学家或技术家，对传教士夹带进来的科学技术有着很高的评价，爱屋及乌，因而对传教士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与徐光启情况相类的还有李之藻。驱使李之藻出来为传教士辩护的，首先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对科学的热情：“秘义巧术，乃得之乎数万里外来宾之使……夫经纬淹通，代固不乏樵、玄，若吾儒在世善世所期无负霄壤，则实学更有自在。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74]在李之藻的眼中，利玛窦首先是一位能“精及性命，博及象律舆地，旁及勾股算术，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的科学通人，而不是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与徐光启“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相类，李之藻主张“并蓄兼收”[75]，“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达到“终实相生”[76]，甚至是“以夷攻夷”的目的。[77]
至于那些带有异端思想倾向的儒士文人，如李贽、焦竑等，对于传教士采取同情态度的思想背景，则是在对正统封建主义秩序的伪善、压抑深感不满的情绪下，渴求新奇而富有刺激的思想，而他们对专制权威的藐视，以及其一直宗奉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也必然使他们对待西方传教士抱着宽容乃至欣赏的态度。
当表示容纳天主教的士大夫一再上疏、撰述，要求对西方传教士采取宽容的态度时，一些保守的士大夫也用同样的形式表述相反的排斥意见。这些意见有来自坚持理学立场的，有来自佛教徒的，有来自封建卫道士的。他们排击、批判的方面各有侧重：有的从理论方面，有的从信仰方面，有的从政治方面；而最终成果则是崇祯十二年（1639年）由徐昌治订正印行的《圣朝破邪集》及崇祯十六年（1643年）续刻的《破邪集》。
从传统儒学立场攻击天主教理论的代表有钟始声、黄贞、陈侯元、许大寿等人。他们排斥天主教的根本目的，是担心千年的儒学道统会被来自西夷的“天学”所取代：“夷固不即灭儒也”，但是当其“爪牙备，血力强，一旦相与蹲素王之堂，咆哮灭之，予小子诚为此惧”[78]。为了捍卫道统，他们纷纷动笔对传教士的理论进行讨伐，与利玛窦、艾儒略等西方传教士展开论战。钟氏曾写有《天学初徵》、《天学再徵》，黄氏写有《尊儒亟镜》，陈氏写有《西学辩》，许氏则写有《佐辟》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