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讲究实学，强调务实。儒生士大夫考辨人生与社会的理论思维，都以解决现实的社会与人生问题作为从事学术的终极目的，把追求所谓“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理想境界。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一生恓恓惶惶地奔走于列国，就是为了按照周礼的模式去矫世、救世、经世的。宋代的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阶段，也是继承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评论《中庸》一书时即写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但理学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宇宙本体的思考和个人修养的完善，使其救世的一面大为淡化。当它被官方定为独尊的正宗和神圣不可违的教条之后，其陈腐僵化和虚浮空疏的弊端便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更削弱了它维护封建统治的实用性。宣德之时，明宣宗即曾感慨地说：“闻比年生徒，多不务学，徒记陈言，为出身之资，及授以职，讫无实用。”[75]后来辛陞也谓：“文章取士……不知菽粟为何物，一旦临民涖治，非寄耳目于他人，则牵拘文义，牴牾时务，了无一用。”[76]这一切，表现了封建末世文化的衰微景象。
当明王朝由盛转衰，封建统治危机逐渐暴露之时，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日渐感到这种陈腐空疏学风的危害，开始发出讲求实学的呼唤。薛瑄在对理学进行批判改造和修正的同时，针对当时学术界“只是讲说，不曾实行”的恶劣学风，提倡实学理论。他认为：“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77]，“为学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78]，“为学最要务实，知一理则行一理，知一事则行一事”[79]，“读书不为空言”，“当因其言以求其所言之实理于吾身心”[80]，主张治学要务实致用，力行实践。他严厉批判科举词章之学，认为“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81]。它造成的恶果是使人把读书、治学当作是“进身之阶梯”，不知求实理，务实用，从而培植出一批“只是讲说，不曾实行”[82]的“章句之徒”和“为科目而著书”、“教人”的俗儒。
薛瑄首开明代实学思潮之先河，继起的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等人，从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无不猛烈抨击空谈之弊，大力提倡实学。陈献章说：“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83]他倡导“立言”、“立功”、“立德”，认为此三者都是自我身心涵养的工夫，都是实学。王守仁更是对“天下波颓风靡”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致良知说，要求人们在“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做到“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84]。由于他们的积极倡导和鼓动，在明中期迅速掀起了一股实学潮流。就是在这股潮流的激**和推涌之下，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海瑞、戚继光、张居正等政治家、军事家，针对嘉靖以来纲纪颓坠、法度凌夷的状况，高扬求实进取的精神，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