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全书204卷，又卷首4卷，共208卷，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史事，共400余万字，是编年体的明史中篇幅最浩繁的一部史书。该书在编年记述史事之前，卷首有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13部分，以4卷的篇幅分别排列明朝各代皇帝的谥号、卒年、陵号；明太祖的先祖及其配偶；历代皇后及皇妃；历代皇子及公主；各地藩王及后嗣；地方建置；历代勋封名单及其封禄数量、夺除情况；死后追封及加封爵位者名单；受封外戚的封号及其爵禄；历朝殿阁大学士名单；历朝六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名单及其任免时间；历届科举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名单；边疆地区所设都指挥司、卫、所及朝贡于明的周边诸国名单，等等。这些记载与纪传体史著中的“表”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似，这是《国榷》不同于其他编年体史著的地方。
《国榷》记事上起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下迄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记载了元末至明亡三百多年的历史。作为一部编年体断代史，其内容主要根据明代历朝实录及百余家明人著作编修而成，与很多编年体断代史相比，记述较为详尽，尤其是万历以后的史事。谈迁生于明末，对万历以后的明季历史非常注意，遍搜当时的邸报、公文、方志及遗民著述，取其确凿可信者，载入本书，所以本书保存了大量的明季史料，为其他史书所莫及。其关于明代女真族发展状况及后金与明朝关系的记载，可补其他史书记载之不足。
《国榷》一书的特点之一是对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一些重要史实，敢于直书。如对明太祖晚年杀戮功臣，对建文朝的史事，他都作了记述。他不顾清朝统治者的忌讳，记述了建州各卫所设置的时间和各卫首领的承袭情况，对明末清朝统治者入关烧杀抢掠的罪恶事实也予以记载，并歌颂了内地抗击清兵的英雄人物。谈迁的历史撰述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敢于秉笔直书，对明代重要事件的发生进行评论，并经常将自己以及诸家的议论并列于后，既便于读者的了解，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他对明朝皇室勋戚们的奢侈荒**，指出“豪贵一筵，抵穷民岁费”，“数日之粮不足供一席之费，百亩之入不能易一身之衣”。此书还详于史实的考订。作者在《国榷·义例》中曾谈到“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这种求实的精神也是他撰述本书的指导思想。因此，对《实录》及其他史书失实之处及未载录的史实，都尽可能根据有关史料进行如实记述，从而也使这部书的记载较为可靠，成为一部有价值的史学著作。
五、王圻及其《续文献通考》
《续文献通考》成书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万历三十一年刊行于世，这部典制体历史巨著的诞生，是晚明史学的一个重大成就。
王圻字元翰，上海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历官陕西布政参议，落职后筑室松江之滨，以著书为事，年逾耄耋，犹篝灯写作。王圻一生撰述很多，见于《明史·艺文志》著录的有：《续定周礼全经集注》14卷，《续文献通考》254卷，《两浙盐志》24卷，《东吴水利考》10卷，《三才图说》10卷，《鸿洲类稿》10卷，还有《稗史汇编》175卷。这些书除《鸿洲类稿》是其诗文集以外，都是历史著作或与历史有关的著作，而《续文献通考》则是王圻的代表作。
《续文献通考》记事年代与《文献通考》相衔接，起自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至万历初年。全书共分30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节义、职官、郊社、宗庙、王礼、谥法、乐、兵、刑、经籍、六书、帝系、封建、道统、氏族、象纬、物异、舆地、四裔、方外，专记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等。书首载有王圻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手书凡例16条，以及他所撰的《续文献通考引》。在引言中，王圻简略地谈到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文与献皆历朝典章所寄，可缺一也哉？贵与氏（指马端临）之作《通考》，穷搜典籍，以言乎文则备矣，而上下数千年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类皆不载，则详于文而献则略。”因此，他在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基础上，充实了“献”的部分，体例上较《文献通考》多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诸考。这六考中，谥法、六书、氏族等目，已见于郑樵《通志》的《二十略》，节义、道统、方外等目是王圻所创立的，反映了明朝思想领域的变化及统治者思想统治的特点。
王圻于各门之下，有的也增设了细目，反映了当时一些迫切的社会问题。如关于水利，凡例第四条说：“水利乃国家大政，而水利之最巨者，在北莫如黄河，在南莫如震泽，前考皆未备。今别述黄河、太湖二考，附水利田赋之后，俾在事者得以按迹而图揆。”水利问题，治黄和开发三吴水利是其中最重要者。因此，他在该书《田赋考》中写了黄河上中下三篇、河渠上中下三篇，在《国用考》中写了漕运上中下三篇，海运一篇，目的是“俾司国计者稽焉，庶足以备不虞”。这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晚明实学思潮的兴起，渗透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人们追求“有用”之学，讲究经世致用，显然王圻也受到这股学风的影响，成为他撰修这部书的指导思想。
王圻是一个知识渊博又有明确治史目的的史学家，他十分重视辽、金典制，凡例中指出“宋真以后，辽、金事迹十居六、七。旧考削而不入，岂贵与乃宋相鸾子，故不乐叙其事；抑宋末播迁之际，二国文献不足，故偶缺耶？然舆图之沿革，祥异之昭垂，及政事善恶之可为戒法者，恶可尽弃弗录。余故摭其大节，补入各目下，事则取之史乘，序则附之宋末。”王圻能够如此重视辽、金事迹，可谓史家卓识，也反映了他深刻的历史认识。
王圻善于利用历史文献，曾搜集了大量的史乘和名家文集以及当时存留的“往牒及奏疏”，据事节录，编次成书。因此，《续文献通考》收录材料较多，尤其是明代部分更为丰富。该书卷首载温纯序文也称王圻“肆力搜罗，且四十年，遂成此考”。由此可见，该书史料之繁富是一大特色，但也显现出该书在体例和内容上的杂乱。不过这部典制史巨著仍有很大价值，也代表了明代典制史撰述上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