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是由“说话”发展而来的。宋代“说话”艺人的艺术水平已经很高，但那时的艺术技巧主要表现在艺人的讲唱上。到明代小说艺术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作家的书面创作上。晚明小说的数量很多，虽然没有像《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样的长篇巨著，却有大量的拟话本、优秀的短篇小说。这既是适应市民的审美需求，也说明文人作家文学观念的改变。文人通过对话本小说创作的参与，利用这些通俗的形式教化庶民，把儒家思想推进到庶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以“三言”为代表，不仅容纳着大量新鲜活泼的民间世俗生活，体现着通俗的文学形式，而且也蕴涵着儒家伦理的文学观念。冯梦龙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认为“情”是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情始于男女，而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他从这个立场看待“六经”，称“六经”“皆以情教也”[5]。他致力于通俗文学就是“立情教”。基于这个思想，他选择的旧本和创作的新本，一方面容纳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的情感世界，另一方面又以儒家伦理道德对被商品经济刺激起来的人欲进行引导。
在戏曲方面，明中叶是一个转折时期。从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基本倾向是杂剧贵族化、传奇八股化。嘉靖年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人们审美心理的转变，传奇创作开始改变以写家庭生活和宣扬儒家伦理为主的倾向，无论是写历史题材或写当代生活，都表现了强烈的现实性，扩大了社会内容，提高了传奇剧本的思想意义。在传奇剧本创作题材、内容改变的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进行了革新，提高了戏曲反映生活的功能，便于表现复杂变化的思想感情，赢得观众的喜爱。这一时期，杂剧和散曲也有很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诗文比之小说、戏剧等成就来说，大有逊色，在探索和革新的过程中迂回曲折，产生了众多的文学流派。从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到公安派、竟陵派，都主张革新文坛，各派在复古与反复古的矛盾斗争中，互相否定，又互相弥补，从而促使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发展。他们的诗文创作，虽然对推动主体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所使用的古典诗文的艺术形式，已与当时人们的生活内容、思维方式、语言习惯不相适应，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逐渐丧失文学的主流地位。
晚明文学的思想内容很复杂，而且它的特点也很鲜明，展现个人价值，追求婚姻自由，诅咒世态炎凉，反对虚伪和庸俗的思想，在小说、戏曲、散曲等世俗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其中有不少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反映了文艺变革的精神。与此相应，狂放**的浪漫主义思潮，继《西游记》之后，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也都有长足的发展，如《封神演义》、《三保太监西洋记》等小说，徐渭、汤显祖、孟称舜等人的戏曲，晚明小品文，都洋溢着不受羁绊的浪漫主义**。审美趣味趋向世俗化、市民化，士大夫高雅、庄重的审美心理，变成雅俗兼赏。这种文艺审美心理的变化，在通俗白话小说和民歌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世俗文学的雅化也将新兴市民的主体意识，连同其利欲观念一并显现出来，这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规范和“言志”、“明道”的文学传统，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也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不同的文化心态与审美需求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小说、戏曲创作的繁荣，对小说、戏曲的理论探讨蓬勃兴起，与传统美学观念异趣的带有世俗化的新美学思想体系也逐步形成。如李贽、袁宏道、冯梦龙、金圣叹等人对小说的评点、序跋或笔记、通信中，提出了关于小说艺术的价值、真实性、典型形象的塑造，艺术形式美、情节与性格的辩证关系以及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等一系列卓越的见解。徐渭、王世贞、王骥德、祁彪佳等人对戏曲的评论，金圣叹对《西厢记》的批改，也提出或总结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许多理论问题。
当然，在明中叶以后的文艺变革思潮中，思想意识、伦理观念承袭旧传统的因素也有很多，儒家说教、迷信思想、消极颓废的倾向以及市民某些落后庸俗的审美趣味，既打上时代的烙印，也影响了文学艺术取得更高的成就。晚明市民意识的滋长，对人格独立的强调和自我人欲的凸显，显然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色彩，但对禁欲主义的批判走向极端，就是纵欲主义，反映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对庸俗低级的色情描写，表现得非常严重。这不仅展示了晚明奢侈浮靡的社会生活，也反映了市民和士大夫的畸形心理。[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