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新观念的萌芽，与明后期掀起的文艺变革的浪潮有很大关系。其中一个较为显著的特色，就是与儒家“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艺观不同，作家强调表现自我，张扬主体意识。李贽从“人皆有私”这一基本命题出发，承认人的不同个性特点，主张顺其自然，任其发展，并在充分发展个人“自然之性”的前提下，追求人格的独立。于是在李贽思想的影响下，晚明文坛形成了一股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潮。公安派重视文学的自我价值与个人的不朽作用，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在创作之中的地位。在文学表现上，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反复强调“信腕直寄”、“任性而发”，赞扬和推崇自然美。公安派的“性灵说”亦如李贽的“童心说”那样，看重情感表达之流畅自然，并主张真正体现于创作实践中。他们的诗文，真实自然，酣畅淋漓，无复遮掩。他们早年狂放，即现其狂于诗文中；晚期归心于淡，即显其淡于创作内。在袁宏道的尺牍小品中，此种特征更为明显，在创作中体现了重自我性灵，求真求达，自然挥洒的文风。汤显祖受李贽思想的影响，主张顺乎天性自然，表现人的自然感情和欲望。他确立了情的崇高地位，言情成了他文艺思想的核心。他言情的理论反映在文艺创作上，一是对社会现实的大胆批判，一是对男女爱情的大胆歌颂。他在《牡丹亭》中塑造的杜丽娘“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率性而行”，以其“天生自然”战胜礼教的束缚，描写了真挚的爱情战胜死亡的动人故事。[3]与汤显祖同时以及在汤显祖身后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触及社会现实，对虚伪的礼教、腐朽的政治展开了批判，并用生动的形象，从社会政治和道德各方面，大胆地表抒自己的感情和认识。其著名者如屠隆、王骥德、袁于令、孟称舜等，都以绚丽的旋律唱起情的颂歌。竟陵派同样具有个性自由特色。钟惺不囿于传统的礼教，在居丧期间作诗文，游山玩水，“不尽拘乎礼俗”。谭元春极力反对“沾泥带水”，追求一种“洒洒落落”的奇趣，而不受世俗丝毫的拘束。
晚明人性的复苏，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民阶层中不断滋生新的意识和观念，它们所带来的朴素力量，与社会上虚伪矫饰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照。市民阶层力量对社会的冲击，在思想观念上也引起巨大的回响。在王守仁的思想中，已有重视商业活动的内容。他肯定商人“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4]，主张免抽或抽收合理商税。李贽在《又与焦弱侯》一文中也谈道：“商贾……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场，辛勤万状。”对商人历受的艰辛寄予很大的同情。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文人们从关怀商人到一步步接近市民文学，是不难理解的。因此嘉靖以后，市民文学蓬勃发展起来，话本小说、杂剧、戏曲等世俗文学进入繁荣时期，到万历、崇祯发展到高峰，并成为文学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