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创作，它不仅是感物起兴时的情感表现，而且也是对社会、人生底蕴的洞见慧识。文学是有时代性的，时代孕育了文学，文学的发展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元明之际出现的文学**，是与大动**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的。在元末风云激**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得以突破传统儒学的束缚而获得解放，敏感的文学家也很自然地触发联想，对社会与人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思索，或抒发心中的郁结，或表现自己的理想，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明初的许多作家大都从战乱中走来，因而对社会生活有较深刻的认识和体验，他们往往从功利观念出发，本着对社会负责的精神从事文学创作，各抒所长，反映大动**时代较为广阔的现实生活。题材是广阔多样的，既有取材于历史的，也有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有写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历史小说；也有以写农民起义为主的英雄传奇；有写现实社会中重大题材的；也有写家庭生活、儿女情事的；神魔世界的题材亦已有所开拓。这些作品，大都内容充实，有思想深度，一洗元季绮靡和纤弱的文风，朴实自然。
明初立国，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思想文化归于一统，“崇朱”、“述朱”风气甚盛。这种学风势必造成士人对伦理道德规范的尊崇和亦步亦趋，拘泥于传统礼教，呈现出一种保守的文化特征。与之相应，伦理纲常、道德说教渗入文学作品中也具有伦理教化的特质。明初刘基、宋濂、高启等人的诗文虽有尚实的风格，语言浑朴精练，但也有这样的特点。刘基论诗主“讽”，宋濂的“宗经”说和所谓的“缘情托物”的观点，均体现了对文学伦理功能的重视。明初戏曲作品中，内容关涉传统伦理道德说教意味的也为数极多，如高明的《琵琶记》，其主旨就是宣扬忠孝节义的思想。其中，作为明代庙堂文化的奠基者之一的宋濂，力主崇儒宗经、文道合一，赞扬“台阁之文，其体绚丽而丰腴”[1]，并写下一批台阁应酬之作，开了“三杨”台阁体之先声。
从永乐起的几十年中，随着政治的逐步稳定，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官方文化也达到极盛。永乐时期《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的编纂，进一步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并规定以八股文取士，到成化时八股文逐渐形成严格的程式，这种文体以善拟古人立意为上，完全失去了创作的意义，对士林文风有很大影响。诗文领域内元明之际折射社会现实的作品，逐渐为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宣扬教化的内容所取代。当时最有影响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作，虽从表面看来雍容华贵，体现出宫廷风致和皇家的气魄，而在内容上却极其贫乏，充溢着应制和颂圣之作，艺术上平庸呆板，了无生气。台阁体从永乐初年到正统末年，垄断了整个文坛。继起的李东阳的“茶陵体”，虽自称宗法杜甫，但又过分注重诗歌的体制和声调格律等形式。这样，明朝的文学创作便陷入了低谷。在元明之际《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出现之后，直到《西游记》问世之前，小说创作几成绝响。就文学思潮而言，贵族化、宫廷化的趋向极为明显，诗文的“台阁体”，杂剧的贵族化，南曲传奇的八股化，都是这种文风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