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和神魔小说 《西游记》是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后，又一部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从故事产生到形成长篇小说，同样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唐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不顾禁令，偷越国境，只身去印度求经，历时17载，经历百余国，从印度取回佛经657部，震惊中外。他的弟子辩机根据他的口述，辑成《大唐西域记》。其后弟子慧立、颜琮为他写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穿插进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故事。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到元代，取经故事已广为流传并逐渐定型，今存元代磁州窑“唐僧取经枕”已有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形象，元人吴昌龄还写出杂剧《西游记》和平话《西游记》等。吴承恩在上述创作的基础上，既继承了古代神话、志怪传奇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又融合了自己要求变革现实、感慨激愤的情怀和“善谐剧”的个性特点，重新组织创作了《西游记》这部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神魔小说。
吴承恩故居
《西游记》共100回，前7回写孙悟空的英雄传奇，后88回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经历。其中孙悟空“大闹天宫”是该书最精彩的部分，塑造了孙悟空的光辉形象。《西游记》所描写的神魔世界，固然是艺术家的想象和虚构，带有很大的神奇性，但它实际上是明代社会现实和某些自然现象的艺术概括，它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吴承恩生活在弘治至万历初年，明朝统治的腐朽黑暗，使他对统治者感到不满，他希望改变现状，于是怀着一种神秘好奇的心情探求新的理想。因此，在对待现实中的昏君和宗教的态度上，对取经所经过的列国无道昏君和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道徒的罪恶，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小说也体现着苦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西游记》问世后，引起人们对神魔题材的广泛兴趣，许多作家竞相创作。除了像《后西游记》、《续西游记》这样的续书以外，还有与《西游记》有直接或间接渊源关系的神魔小说，如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杨致和的《西游记传》、吴元泰的《东游记》、余象斗的《南游记》、《北游记》以及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董说的《西游补》等。然而像《西游记》这样典型的神魔小说，虽然个别人物如玄奘，有一定的史实作依据，但全书故事情节乃至主要的神魔形象孙悟空，都是虚构的，《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则更为虚幻。到《封神演义》和《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则是把历史神话化，具有某些历史事实的影子，又借助神话的艺术构思和想象表现出来，虽然写了众多的神魔和幻想的境界，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金瓶梅》和世情小说 《金瓶梅》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并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但与前三部长篇小说不同，《金瓶梅》在叙事方式上脱离了“说话”的表现模式，在题材上也突破讲史和神魔的内容，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借以描摹现实社会的世态人情，故称之“世情书”。其实在宋元以前唐人传奇中，就有描写世俗人情的小说，但主要是适应文人雅士的审美心理。宋元以后，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世情小说更趋向世俗化，与市民的生活情趣、审美心理相适应。世俗人情、价值观念、人际关系都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世情小说也更加兴盛。
明小说刻本《金瓶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