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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日益加剧的人的异化状态，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要发挥人的主体因素，如道德因素、认识能力或思想动机等来推进人类的解放进程。汤普森提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应有之义”①,“革命的社会主义首先需要的就是道德现实主义”②。我们必须要高度关注人的能动性，而不能仅在物质价值的维度去观察人的价值，借助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纠正“自我异化”即物的统治的逻辑，从而获得人的解放。G.A.柯亨提到人的自私或慷慨的思想动机对于人类解放会产生一些重大影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理想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的难题在于虽然我们知道如何在自私的基础上使经济运转起来，但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在慷慨的基础上使经济运转起来”③,即只有解决人们的思想动机问题，才可能更好地取得人类的解放。伊格尔顿则强调主体认知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种体系，“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式，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①。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倾向建基于人类自由本质以及人类异化本质的基础之上，只有扬弃私有制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和谐，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与融合。他揭示了人化或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统一，但忽视人类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利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压迫来争取自身的解放，这一观点过于重视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抗，而没有深入微观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与批判。相对以上两种人道主义观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更重视现实中人类文化主体的作用，强调在主体因素的提升中创造一种宽容的文化形式，以期实现人类的解放。

汤普森建议要创造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新兴文化”即工人阶级文化，“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实践、新的含义和经验不断地创造出来。但(主流文化)合并它们的企图早就存在，因为它们是实际的当代实践的组成部分”②。所以，在工人阶级新兴文化的形成过程之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许多先进观念，如革命精神、民主意识、人道主义价值观等优秀成果，业已内化到工人阶级的经验意识之中，成为其新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种新兴文化成了一种包容人类历史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形式。G.A.柯亨则谈到一种“可及优势平等”的概念，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关系之中，包容多元化的价值观，“所有人都已经普遍接受一个平等主义理想的社会，一个切实可行的正义体制也需要考虑平等之外的其他重要的人类共享的价值”①。伊格尔顿主张重视人类主体的丰富性，“人类的存在历程无论如何应该是‘主体’完满实现其自然属性的过程”②,而这种主体完满性的实现，必须深入每个主体的社会实践和生活经验，承认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肯定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否认文化的优劣等级，同时又要从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寻找普遍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