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经典话题,它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演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主要提倡尊重人、关怀人、以人为中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道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及其造成的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之间的对立状态,这种对立状态就是人类文化不宽容的集中体现,并指出这种对立状态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的规定性表现为自然界和人类劳动生产两个维度,即一方面“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②,另一方面“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③。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处于异化状态之中,随着人类文化中的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都处于一种对立斗争状态,导致人类生存境遇出现危机,即人类的文化危机。而要想摆脱这种人的生存危机,必须要有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承认人与自然、社会与自身规定性的内在统一,并在这种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挖掘了马克思这种人道主义的文化思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核心就是人的问题,宗旨就是要消灭人类异化现象,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他们在不同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卢卡奇提出“总体性”构想,认为社会历史进步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总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②。布洛赫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把消灭人的自我异化当作目的,在当今形势下我们需要实现发挥人的主体性的“新型的乌托邦”。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场反对毁灭爱的抵抗运动,我们必须要坚持用“爱的艺术”去争取人类的自由。马尔库塞希望“用本能革命、意识革命、从憎恶中产生的革命去取代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革命”③。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片面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主张发挥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人类的解放,突出人的精神层面或主体要素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强调精神文化因素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初步提出用人的文化宽容来消除人类异化现象的理论雏形。
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的影响,从争取阶级解放过程的视域来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功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