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二、文化研究的政治化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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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即统治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话语表达体系，具有欺骗和蒙蔽人民阻碍人们认识社会真相的功能，那么,文化批评就应该揭露意识形态的这种虚伪性，唤醒人们的解放意识，去争取人类的文化自由和解放。但是伊格尔顿看到，当代意识形态理论总是力图拆解或离开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框架，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繁荣是以淡化和消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为条件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而这种讽刺在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中更为鲜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世界……我们必须深思一个异常的反讽(Irony)①,在一个强有力的、有时是致命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竟然断定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结束”②。

后现代主义提倡“意识形态的终结”恰恰是维护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表面上是为了所谓的自由和解放，但在现实中，却成为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理论障碍，因为意识形态批判是人类破除意识形态迷雾、进行文化以及人类自身解放的重要工具，“如果说意识形态理论不无价值，那是因为它们有助于照亮从那些致命的信念中获得解放的实际过程”③。因此，批判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革命意义，是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理论的基点是“主体的死亡”,“主体是虚构视为，在极端意义上它只是一个建构，只是一个面具，一个角色，一个牺牲品；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筑，至多也不过是一个让人怀旧恋昔的肖像”①。既然主体不存在了，那么关于主体即人类的解放和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文化批评和政治抗争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意识形态批判也就成了一种虚幻的臆想和幻想。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论调，伊格尔顿断然指出，恰恰相反，意识形态批判不是幻象，我们所要走出的不是人类解放的幻象，而是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主体”,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

对于文化的主体性，伊格尔顿在借鉴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之上，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从人的“身体”来重建文化主体的。他指出，“身体”既指具体感性的生物性的存在，也指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存在。其中，身体/感性对于人的生存和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人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感性活动主体的角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本质异化了，人的丰富的感性活动被抽象为形式化的劳动，工人的活动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从而产生了人同自然、人同自己生命、人同人的类本质和人同人的相互异化，而这种异化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伊格尔顿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人的感觉才能回到它们自身，才能实现人的丰富性。

伊格尔顿指出，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的劳动历史是一部劳动异化的历史，这才是“主体”的真正迷失，只有消除劳动异化，恢复劳动的本来功能，才能实现人的充分自由，那正是“主体”及其尊严的确立时刻，而非后现代主义所说的“主体的消失”。就目前而言，人类的出路不是拆除“主体”,而是应该从“主体”的迷失中解脱出来，恢复“主体”应有的尊严，这就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文化和制度，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体。只有这样的主体，才能聚集冲破一切精神和物质封闭的力量，释放感性特性和个体力量的全部丰富性，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那么,在这种时刻，我们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立场，积极进行文化批评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要目的不是阐释文学作品，而是争取群众的文化解放”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