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威廉斯进一步挖掘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和价值，阐述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即意识形态意义。“任何文化在整体过程中都是一种选择、一种强调、一种特殊的扶持。一个共同文化的特征在于这种选择是自由的、共同的或是自由的共同的重新选择。”②威廉斯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变革创造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和共同文化观念的社会，以实现人类文化自由和平等。在这里，威廉斯对于文化主体及文化解放的认识处于一个过于宽泛无序的阶段，幻想以美好情感代替社会现实的残酷性，这也是伊格尔顿批判威廉斯文化解放理论的重要原因所在。
文化精英主义将文化视为抽象的精神形式，认为文化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保持独立发展的形式。“经济决定论”者则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它受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直观反映。针对以上观点，伊格尔顿坚持“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出文化是具有整体经验和实践活动的产物，它与人类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文化是文明生活右书页的无意识的左书页，是必须模糊的在场以便我们能够行动、被想当然接受的信念和爱好，它是自然出现的，是在骨头中产生，而不是由大脑孕育的”①。也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和意识，它还是一种生活形式和实践方式，这就既坚持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观点，同时又指出文化的主体是人，是具体的、感性的活生生的人。伊格尔顿较之于威廉斯，其文化观点具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意蕴，对社会文化及政治制度的批判也更为强烈，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思想”。
伊格尔顿在“文化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文化在现代的含义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得到承认的思想观念和艺术作品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二是一个社会的“情感结构”,指由生活方式、习俗道德、价值观念等组成的、并处于变化之中的综合体；三是社会制度意义上的整个生活方式，是生活经验的总体。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层面相互关系彼此影响，“作为艺术、作为生活经验、作为社会结构——交织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①。因此，对于伊格尔顿而言，文化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其社会批判功能，而“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②,也就是说，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性的批判，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的一部分，是政治斗争的表现，所以“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弥合差异的奥林匹克神台”③。这样一种文化的规定性强调了文化的物质和精神属性，更加突出了文化的物质性属性。
受“文化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伊格尔顿将“文化”与“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文化生产”的概念，以便突出文化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意义。伊格尔顿指出，文化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生产过程，如果脱离了其背后的物质生产属性，“文化”就会成为一种漂浮的能指，就会失去活生生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动力。“文化生产”表明了作为精神和价值的文化不可能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最终受社会根本结构的一般生产方式的制约，这表明文化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和生成的物质过程，是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参与的文化实践过程，“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进行学院式解剖的标本，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