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阶层，与物质性生产相对立，文化似乎逐渐与物质实践脱离，成为精神性的形式。如弗朗西斯·培根就强调文化是对“心智的栽培与施肥”,阿诺德则认为，“文化是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思想和言论，是彻底的、无私的对于完美的研究，文化对人心是内在的，对整个社会是普遍的，文化是所有让人产生美和价值的力量之和谐”①。文化的政治性体现在神学意识形态对于人们的束缚，而物质性的文化生产随着广大劳动者的具体实践则隐藏于下层社会，在被否认的情形下顽强地生长着，寻求着自己的突破。随着物质性文化生产的边缘化，文化主体主要被规定为知识分子和神学家，而广大人民群众则被排除于文化的主体之外，也成为文化解放的“盲点”,他们被精英主义者蔑称为“群氓”。这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生产力的低下导致了物质性活动低下和精神高扬，从而形成鲜明对照。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文化迎来了重大变革，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空前发展，工人阶级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同其他劳动群众一道，以其伟大的物质性力量改造着世界和社会。随着人民群众社会力量的壮大和地位的相对提升，民众的文化诉求和意识表达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这种文化意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于是，底层群众的文化形式即大众文化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人民群众文化主体性的地位也得到凸显。另外，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资本对利润的疯狂追求，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所提供的精神性文化产品的地位逐渐下降，影响已大不如前，无法对大众文化进行行之有效的约束，知识分子文化主体性相应地遭到削弱。因此，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二者的冲突也构成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文化主体性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面对大众文化的蓬勃兴起，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精英文化以及文化的纯粹形式进行思考和守护，并对大众文化进行奚落和反击，以便否认人民群众文化主体性，复兴知识分子文化主体的影响力，这主要表现在以英国“利维斯主义”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大众文化批判”为代表的两种思想上。
英国的“利维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T.S.艾略特和F.R.利维斯，他们都坚持“从上往下看”的文化观念，推崇精英文化而贬低大众文化。艾略特认为：“值得尊敬的是这种专门化的高级文化，群众文化则被它贬为‘文化代用品’。”①由此反对大众对精英文化的干涉，“如果让任何人都参与对有意识的高级文化代表人物的成果进行评价的话，那只能是糟蹋文化”②。利维斯则认为文化活动是“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和文学欣赏”,坚信“文化一直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大众文化则是商业化的产物，是粗制滥造的“山寨”货色，是威胁和破坏优秀文化传统的大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使用“文化工业”一词来称呼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整体效果是种反启蒙的效果，就像霍克海默和我注意到的那样，期间本应是进步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变成了一场大骗局，成为束缚意识形态的桎梏。它阻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性发展，这些个性本来是很明智的为自己做出判断和决断的”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