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宽容思想与阶级意识结合，深化了马克思的文化理论。马克思的文化理论涉及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形态，但他认为文化宽容更是一种不同文化或文明形式之间的融合与发展，而阶级意识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为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在阶级社会，由于对立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的不可调和，导致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包容的特征。葛兰西突出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内涵，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符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②。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承认阶级意识对立冲突的基础上，又承认其文化维度，主张吸收不同阶级意识的优秀成果来共同创新文化形式，形成一种新型大众性的宽容文化。例如，威廉斯倡导的共同文化就是要“排除社会的等级区分和不平等，创造一种使所有社会成员可以进行有效交流的共同体，以共同的责任伦理充分地参与民主”③。汤普森则认为进行阶级斗争，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文化意识这种包容前人优秀成果的文化形式，是一种实现人道主义的方式，相信“一个正义而人道的未来社会的根源可以在英国过去的大众性民主斗争中发现”①。而安德森的社会类理论与多元革命理论则“始终坚守着马克思的革命设想，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的完美结合，期待着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②。
文化宽容的主体性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马克思文化理论的主体是人类、民族或人民群众，主要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方面论述社会主体和文化主体的作用，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来推进世界历史进程，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但却没有深入分析具体的文化主体的建构。葛兰西明确提出文化主体的问题，“如果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有机的融贯……为特征的，那时，而且只有在那时，才是一种代表的关系。只有在那时，才会发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个别要素的教换，才能实现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共有生活——并创造出‘历史的集团’”③,因而葛兰西主张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结合，以实现人类的解放。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宽容思想深入考察社会现实中具体的文化主体的内涵及其作用，借鉴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观点，又淡化文化主体的阶级内涵，提出建立新的文化主体以促进人类自由的主张。威廉斯号召不同文化主体建构共同文化形式，“在共同文化中体现的是一种更广义上理解的民主——一种生命的平等，而不是狭义上的阶级或政党的平等”①。汤普森呼吁构建反抗资产阶级文化的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视为“向人的回归，从抽象概念和经院教条回到真正的人，从欺骗和虚构回到真正的历史”②。安德森反对“历史过程无主体”的观点，认为在知识分子的教育下，工人阶级依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以上这些尝试，充分证明英国新左派在发展文化宽容思想中做出不懈的努力，拓展了马克思文化宽容思想的广度和深度。③
伊格尔顿很好地吸收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宽容思想，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较好地恢复了文化的物质、精神和政治属性，并将文化主体建基于人类身体之上，提出消灭资本主义文化异化，回归文化主体，走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设想。其中，在恢复文化主体的丰富性内容的过程中，伊格尔顿强调了物质、精神和政治三种文化基本属性的统一性和有机性，既回答了“谁的解放”,又回答了“什么的解放”,即只有实现人类社会在物质、精神和政治方面的解放，文化主体——具体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和解放。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反对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化理解，突出文化生产的地位和功能，但是他对于文化生产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效果层面，而对于经济基础的分析则显得较为薄弱，尤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分析不够。他认为，“那种认为马克思将所有事物都归因于经济的说法是一种可笑的过度简化。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阶级斗争塑造了历史进程，而阶级并非单纯的经济因素所能概括的”①。这种倾向体现了伊格尔顿对于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否定，这是有道理的，但他也没有深入分析经济要素的作用，虽然反对化的经济决定论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就完全忽略经济脉络的分析以及在此脉络下决定论所起的作用。如果只集中于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将会忽略掉产生这些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力量。正是因为过于集中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析，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才会缺乏社会历史的深度。
实际上，如果不注重对经济基础的分析，不结合当前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而去分析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性，那这种意识形态的说明也是不全面的。此外，尽管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详尽地分析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转变，并重点研究了《资本论》一书中意识形态的含义和内容，将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结构结合起来。但是，在分析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时候，他却没有深入探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与资本发生关联并互相促进的，也没有更深层地说明意识形态与经济要素如何互动的等问题。
由于对于社会权力结构的过分注重，伊格尔顿只说明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而没有从经济层面进行深入考察，这一点也是一些文化研究者的通病。有学者分析道，“如果你们读到西方批判理论家的一些作品，你们会发现，文化研究同政治经济学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或者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这种对立严重降低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现实力度，因此“一个好的文化研究必须包含着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对于一个人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则必须包括文化研究”①。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不足，致使其文化批判理论未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本质。
因此，文化批判思想必须要将微观因素与宏观因素结合起来，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在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历史演变中，促进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深度和理论厚度。由于缺乏对经济基础和经济问题的分析，使得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既缺乏文化批评的基础，又缺乏文化批判的现实力度，这一点导致其理论遭到很多人的批评，“没有认真思考用什么代替市场经济，没有认真思考如何将政治自由和经济上的中央集权结合起来”②,而是“漫不经心的使用诸如‘晚期资本主义’等术语，仿佛我们只需要等待资本主义垮台，而无需解决这个问题”③。
所以，由于过于重视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性效果，伊格尔顿弱化了经济维度和历史层面的考察，忽视了对于现实经济形势和经济制度及其变化的研究，使得其文化批判理论缺乏稳固的根基，这也影响了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批判力度和深度。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目标是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他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从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的整体建构来看，他确实运用了多种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方法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