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深入研究了意大利文化发展的历史，倡导立足于本民族广大人民之上的“民族一人民”文学，以反对那些忽略本民族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愿望的世界主义文学。在这种理论主张下，他逐渐走向现实生活，将“民族一人民”文学与民族文明的规定性落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唯一的‘哲学’则是行动中的历史，那就是说，是生活本身”①。这就导致民族文化或民族文明研究的重大转向，即由理论层面转向日常生活层面，开辟了民族文明研究的新领域。列斐伏尔是上述新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的共同的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实现出来。在现实中发挥出整体作用的这些联系，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并体现出来”②。
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民族文化平等思想的精髓，即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性，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浸染，试图从日常生活层面阐述文化宽容的思想。威廉斯将文化视为一种“复数文化”,以此来反对英国传统的精英文化观，为各个民族文化的存在价值的合法性做出辩护，主张对各民族文化一视同仁，坚持民族文明平等。人们由于生活条件的差异，也会产生对文化理解的不同，而这些不同的解释和理解构成了不同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没有优劣之别。不同地理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社会的差异，因为每个地理空间的现状都是当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生态过程改造的结果，它们之间的差异正好说明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与特殊性。
威廉斯最终倡导一种“共同文化”,以期寻找一种民主化的文化形式，从文化上来实现人类的自由。“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文化，这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文化，我们将不能生存下去。”①他认为，这种共同文化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结果，他主张的共同文化讲究参与形式上的平等，包括艺术、政治、道德以及经济等方面，保证所有成员都能够最充分地共同参与这些文化形式，因为“文化既是实践也是经验，文化传播本质上是塑造文化共同体的过程”②。科琴通过解读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提出在不同主体需要和利益的互补中来实现人类解放，“这种解放存在于社会中，每个人以一种适合于他们自身习性的方式高效的、创造性的工作的能力，为了他们自身需要和自我发展，同时也为了其他人的利益”③。哈维力主建立一种“空间形态的乌托邦”,“把历史的过程性与时空相对性联系起来，主张社会的开放性，从而把空间差异置于未来想象的焦点”④,通过这种开放性融合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文明，创造有利于各种文明共同发展的文化形式和空间秩序。
马克思提出东西方文明“互相补充”的革命策略，指出可以通过各种文明形式的融合来实现人类历史共同进步，而葛兰西与列斐伏尔则将文明的内涵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将文化批判深入微观层面。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文明平等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日常生活批判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问题域的转换。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构想、科琴的主体需要互补思想与哈维的空间形态乌托邦理想，都立足于社会生活方式，从人们具体的生活经验出发来说明文化的生成及其融合的可能性，将文化与文明有机融合在一起，体现了人的存在方式、民族文明与生产方式的整体统一，同时将文化的主体与文化的外部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各种文化或文明平等的前提下建构民主化的文化形式，不啻于作出规约民族平等文化的尝试，有效地推进马克思文化宽容思想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