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巨无霸，在几乎全球的范围内建立起同质的政治化的经济统治后，又无情地向残余的文化异质性进发，并进而把它们并吞到其意识形态机构中去……”①然而他坚决反对“欧洲文明中心论”,创造性地揭示出各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类型的形成及其特殊性，并指出它们的文明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人类社会的进化实质上包含着差异化和多元化，这就体现了安德森对于各种社会文明的尊重。由此，他认为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文化不能一味地保持其自身的民族特性，而是要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共同对抗资本主义的文化压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也认识到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文明的主导性，针对民族文明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未来，霍布斯鲍姆指出它们若要存在下去，必须要融合到世界文明之中，世界文明就是各种民族文明的融合体，而不是单纯的西方文明模式，“在未来的历史中，民族国家和族群语言团体，将会在新兴的超民族主义重建全球的过程中，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国的世界体系中”①。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决定性影响。吉登斯认为，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建立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必须要坚持开放性，尊重各种不同民族文明的价值，实现民族文明包容与合作。
马克思的世界文化思想是在其世界历史理论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它强调世界文化发展中先进文明形式的主导性，尽管承认各民族文化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会融合到共同的世界文明形式当中，但忽视了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与价值独特性。阿尔都塞与本雅明看到社会结构中各种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不同文明形式的差异性与特殊性，主张各种文明间的平等性与包容性。他们开始重视各民族文化与多元社会政治力量的作用，丰富了世界历史理论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但由于其过分突出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忽略阶级情感与阶级经验的作用，使得其文化宽容思想又走入一种丧失文化主体困境的危险。
马克思晚年通过对欧洲之外文明形式的考察研究，逐渐认识到以西欧为代表的现代性文明尽管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并不是唯一的力量，其他地区的文明虽在生产力方面暂时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也应有其独到的价值，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的马克思逐渐修正了之前有关世界历史中各种文明形式的某些论断，开始转向民族文化宽容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各个民族之间的文明具有差异性和复杂性，不能用一套现成的模式去阐释所有民族的文明发展，“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①。马克思指出，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应当尊重它们的存在价值。马克思晚年指出，独立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东方社会，不仅仅是从属于西方的，同样也是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主动力量，“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②。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东西方文明相互作用的结果，各个地区之间的文明是平等的，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