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分析了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并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的和独特结构的表象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历史中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①。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能提供真正的科学知识，它只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社会存在的感受与体验，而科学则能对意识形态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辨别，总结出意识形态的规律和作用。“文学包含在意识形态之中，但又尽量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使得我们感觉或察觉到产生它的意识形态”②。由于文学作品也属于意识形态，科学就应该依据意识形态的原则去阐明文学作品。马舍雷则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结构主义的改造，以此在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中寻求文学文本的地位，“正是通过赋予意识形态某种确定的形式，将它固定在某种虚构的界限内，艺术才使自己与它保持距离”③。本雅明则从语言学出发，将艺术生产理论解释为审美形式主义的生产理论，而这种审美形式也遮盖了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中的直接显现。伊格尔顿批判地继承了阿尔都塞、马舍雷、本雅明等人的文学意识形态理论，在接受他们将意识形态引入文学生产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向。伊格尔顿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同样也是社会生产的要素，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文学的生产与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文本和文本意识形态的产生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伊格尔顿还强调了意识形态与知觉结构的关系，并指出这种知觉结构整体性的社会性质，“如果不把握住意识形态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即它怎样由特定的、与历史相关的、巩固特定社会阶级权力的知觉结构所组成，我们也不能理解意识形态”①。这说明意识形态发挥作用要借助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知觉结果，意识形态是人类认识和情感体验的产物，并且也只有在这种知觉结果中才能发挥其政治性的效果。伊格尔顿指出，这种认知背后具有物质性的内容，但却不是简单地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反映，而是与物质生产方式相统一的实践过程，“意识形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幻觉，而是一种坚实的现实，是一种积极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必须有足够的认知内容，以组织人类的实践生活”②。在这里，伊格尔顿反对将意识形态仅仅看作“虚假”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社会存在也有真实性的内容，只是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不是直接的反映，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种意识形态从来不是一种统治阶级意识的简单反映，相反，意识形态永远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其中可能掺杂着冲突的，甚至是矛盾的世界观。”①“之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被看作一种虚假意识，就是因为许多被看作意识形态的观念明显的是真实的。”②
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是作为认识论提出来的，认为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存在的颠倒的反映，阐明了意识形态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后期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结构考察进行说明的，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组成要素，是对资本主义物质结构和认知结构的分析和说明。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所坚持的“虚假的意识形态”是认识论和物质结构与认知结构的结合，“意识形态的错觉不仅是扭曲了思想观念或‘虚假意识’的产物，而且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物质结构固有的东西”③。伊格尔顿的这一观点深入挖掘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全面性和具体性，从认识论和社会学维度呈现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内涵，对于一些理论家仅从认识论角度理解“虚假意识形态”的含义，从而走向经济决定论的误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关于意识形态与特定阶级的阶级关系，有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代表了特定社会集团和阶级的利益，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征，可以不经过任何中介直接为特定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服务。伊格尔顿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将意识形态与阶级简单对应的观点，他指出，阶级性不是意识形态的直接特点，而是一种隐蔽的、间接性的关系，“特定的意识形态成分并不直接明示其阶级属性”①。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一种特定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完全是人为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不但不利于认识意识形态的属性，反而更不利于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因为“把一种意识形态看作某一特定阶级的表述，社会就因此可以看作由各不相同的、各种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组成，而这样是不能解释意识形态的”②。如果跳不出这种思维模式的束缚，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本质，因此，必须摆脱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封闭性的理解，从整体上和动态中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才能真正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建构，要把握其本质就必须理解文化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即对文化要进行一种政治化的解读。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探究了意识形态的诸多内涵及其相互影响因素，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领域作了进一步扩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在科学技术维度上的认识有些薄弱和欠缺。
他从文学批评入手开展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始终关注的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文学、美学以及政治学等问题域，却没有认真谈论过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代西方学者在肯定科学技术物质性功能的同时，深入分析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性效应以及意识形态功能，哈贝马斯在这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一文中，深入分析了科学技术的新形式及意识形态功能。一方面，科技意识形态更加隐蔽，“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另一方面，在它面前人们更加难以拒绝其影响，“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性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加广泛”,这种情况较之于旧式的意识形态形式，其消极影响更加严重，“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做辩护，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要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①。
这种科学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和新特征充实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也就是说，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考察科学技术的功能尤其是其意识形态功能，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供新维度。尽管“新的信息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②,伊格尔顿虽然也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却没有看清楚当代社会实践的科技化倾向和内涵，“马克思眼中的实践不只是认识活动、交往或其他活动，而是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现实的整体活动”③。由于没有深刻理解实践的技术性因素，使得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实践分析中对科学技术维度重视不够，因而导致其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力量弱化。忽略了当代意识形态在内容和实质方面这一重大变化，所以也就无法完全实现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突破，无法真正全面把握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功能，“只有首先把实践理解为技术意义上的活动，才能真正的超出传统实践哲学理解的视界，把握实践哲学‘改变世界’的精神真谛”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