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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格尔顿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种理想的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更自由”①的文化，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将断裂的文化整合起来。这种文化不是少数几个精英人物设计好交给大众去执行的“文明”,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不断创造和重新界定的集体实践。“文化”即“人化”,它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使之社会化和人性化的历史过程。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价值与现实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表现出对“人”的充分重视和关怀，它将使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分裂和冲突状态之中的文化真正统一起来。

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解释工具，而应当是批判和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指南。“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要目的不仅是阐释文学作品，而是争取群众的文化解放”②,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实践，可以产生瓦解和改造现有文化制度的功效，所以“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改造人类历史方面具有不说是中心的，也是重要的作用”③。

因此，伊格尔顿强调批评的政治属性，突出其政治功用，最根本的理论原因是：他一直宣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理论，而不是哲学体系。要将文化的诸层面重新统一起来，除非来一场扭转乾坤的社会主义革命，但理想中的批评取向就是“革命批评”,它也是社会主义批评的同义词。“革命”首先表明该批评立场的社会主义性质，“革命批评”充分地考察了批评的功能和属性，在自觉发挥批评政治性、修辞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设计的一种有明确功能规定的批评立场，也是最能够充分发挥批评作用的一种批评方法。可以说，“革命批评”突出并规定了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当前目标，同时这种界定不仅是一种道德动机，而且还是一种科学的判定。

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思想首先界定“文化”的整体内涵，再去挖掘文化或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最后进行政治性的批判，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语言分析的方法保证了文化、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的明确性和特殊性，这是理论建构的必要条件。整体主义的思维范式则强调了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批评及其他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动态过程，使得“文化政治批评”体现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体系，激进的革命批评则保证了其思想批判性和进步性。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中，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论”具备了现实性和时代性，因此具有前瞻性的意义。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由于采用了众多方法，使得对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批判更加多样化、灵活化和集中化，这对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伊格尔顿的方法论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过于强调某一方法而忽视相异因素，导致了方法的片面性；二是对于方法的选择过于灵活，过于多样，导致了理论的不统一性。

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思维范式有较为明显的弱点，他运用语言分析方法试图严格定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涵，但是在定义的同时，忽略了一些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例如，其文化批评理论涉及文学、文化、文化生产、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等内容，强调文化的政治性，却缺乏对文化背后经济层面的分析，这就降低了其理论厚度和深度。整体主义的方法试图实现系统化的效果，却在论述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影响时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抵抗力量的存在。伊格尔顿将文化视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系统，但是并未详细说明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内部冲突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使得其理论缺乏一定的全面性。伊格尔顿利用激进的革命批评将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忽视了对其正面因素的肯定，因为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样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伊格尔顿只是一味地批评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弱点，而不去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样看不到其灭亡的必然性，也看不清楚新旧文化的承继性。

所以，伊格尔顿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理解也不完全是科学的，导致他的文化政治批评的目标缺乏现实性。可以说，正如安德森所言：“由于创作于反叛的时代，在极端(Outrance)的精神下，对所选目标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一总体拒斥的代价就是对本国的简化或误解，批判的夸大同时伴随着理疗的过度自信——一种理论的必胜信念并无助于所倡导的激进替代。”①因此，我们在努力吸取伊格尔顿思想的合理性的同时，同样需要对其持一种科学的批判态度。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在方法理论上的缺陷表现在其模糊性和暖昧性，“任何方法或理论，只要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战略目标，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有助于‘更好的人’的生产，都是可以接受的”②。或许正是为了这个目标，伊格尔顿对于方法的选择可谓是兼收并蓄，来者不拒，无论是启蒙思想还是现代主义理论，形式主义或人本主义，结构主义或建构主义，伊格尔顿都能用两种语言生产出第三种语言，正是这种“多语混合”形成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从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叙事风格的多元性、差异性等特征。而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使得伊格尔顿的理论缺少了体系的完整性、结构的系统性和逻辑的周延性。

伊格尔顿强调理论态度的策略性和阐释性话语的灵活性，他不加选择地运用这些具有内在冲突和矛盾的理论方法甚至是观点，这一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理论的统一性和批判力量。而他在建构理论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立场和过于辩证的表达，使得其理论很难与机会主义、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进行区分与划界，这就使得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显得模糊而又庞杂。另外，伊格尔顿对于同一种理论方法的态度也是暖昧的，他会在赞赏某一理论和事件具有进步潜力的同时，又因为其错误而对其提出公开批评，例如，对于解构主义，既依赖于其解构手段，又对这一思想和手段进行批判。“伊格尔顿经常用右手拍拍一些人的脑袋，又用左手打他们的耳光。”①这种飘忽不定的理论方法大大减弱了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系统性，使得人们对其理论的确定性内涵充满了疑问和困惑。

方法的多样性保证了文化批判理论的丰富性和表达的效果性，但是伊格尔顿认为，相对于理论内容和表达技巧而言，他更为重视文化批判理论的实践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