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批评也是一种政治性批评，但绝不是狭义的党派政治立场，而是从更深的层次对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和各种权力关系进行挖掘考察，形成理论的现实关怀立场。他坚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根本决定关系，认为“要理解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分析那个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确切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了解那些阶级在生产方式中所起的地位”③。正是由于他站在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点之上，所以他才能把意识形态批判提高到一个崇高的位置上，将其看作人类整个解放工程的一部分。
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出发，伊格尔顿深入思考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主要特征为：(1)对文学作品的充分阐释必然将文本外的东西包括进来，只有在作品各层次及其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复杂关系中才能实现；(2)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3)文化的“生产”是维持或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运动，是执行或实现意志的话语“实践”;(4)“文化政治批评”的动机是改造整个社会生活方式；(5)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文化政治批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6)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文化政治批评，由于明确的目的性而具有方法论的彻底开放性和真正多元性，它采用一切有效的话语形式和手段。①可以看出，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涵盖了文学、文化、文化生产、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等内容，伊格尔顿认为它们之间互动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鲜明地表现出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
(三)激进的革命批评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文化实践中会出现文化冲突和文化斗争，这些文化对立背后体现出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政治权力的争夺，因此伊格尔顿指出：“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弥合差异的奥林匹克神台。”②他重视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坚持文化研究的方法必须与实际政治紧密结合，他对文化批评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对传统批评的理论超越、对革命批评的推崇和向往都沿袭了他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理论、从理论思辨到社会实践，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生活目的的构想，体现了“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的激进文化政治批评观。
不是从人性运动到文化再到政治，而是“政治利益通常主导着文化利益，并且在这样做时对一种特殊意义的人性做了界定”①。政治不能通过自身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它必须通过文化这个中介来塑造国民。文化“根据新型政治体制的需要铸造人的自我，重新将他们铸造成该秩序驯良的、温和的、崇高的，爱和平的、不好争吵的、无私的主体”②。他秉承其师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把“文化”置于历史和政治的视野中加以思考，认为文化“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进行学院式的解剖的标本，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③.
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根源即在于，“文化”成了高高的漂浮在物质之上，又企图调和、凝聚、指引和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指数和理想价值，从而造成文化的分裂。要解决这种危机首先必须把作为社会意义总体的文化置于作为社会根本解构的生产方式之中，也就是说，解决文化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彻底改造所有权制度，推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