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③思想知识和知识分子只有与群众活动充分结合，才能发挥理论威力，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要走出书斋，切身加入并参与到现实的群众运动中。所以要成为新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①知识分子应促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启蒙民众的革命主体意识。汤普森指出，知识分子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工人运动，与人民、工人阶级重新结合，以推动英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②。霍布斯鲍姆强调，面向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重在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有力手段，又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方法，那么我们在撰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时也应该遵循同样的原则”③。伊格尔顿认为，理论不能脱离实践，不能远离历史运动的现实。他号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要参与社会实践，服务于社会大众的解放事业，只有将理论应用于社会运动，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出理论的真正效用，才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真正成为启发他们革命意识的工具，从而履行知识分子自身的政治使命。
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群众运动，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明社会主义方向。他们创办各种杂志刊物，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民族志的理解范式、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并普及给人民大众，以此启发民众的革命意识，其中最富盛名的便是《新左派评论》。这一刊物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新左派评论》的创刊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的总目标就是要培育一种左派文化，这种文化了解自己的过去，又不受其蛊惑；这种文化多才多艺能够在自己的社会主义和其他语境中充分发展，有助于解放并凝聚知识分子能量，发展一种当代的革命政治。”①
在政治运动中，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直面群众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互相启发促进民众革命意识的形成与理论的发展。他们大都有过进行成人教育②的经历，亲力亲为地向工人阶级传授文化知识与革命理想，启发人民大众的革命反抗意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学生思潮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表达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情绪，直接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公共知识分子”政治使命的追求。他们参与的社会运动主要有“新左派运动”、核裁军运动(20世纪50—60年代)、学生政治运动(1968年)、女权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20世纪70年代)等。在参与群众运动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给了人民大众，启发了大众的革命意识。另一方面吸收了当时的实践经验，深刻地反思了自身的理论局限并促进其发展，从而再次将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之中，进一步指导群众运动，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重新塑造出革命的主体与崭新的革命形势。诚如汤普森所言：“当前的问题不是通过夺取权力而创造一个自我主动性的社会，而是要在当今这个不自由的社会中创造人的这种主动性。”①
面对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各种矛盾，伊格尔顿直视人民的苦难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不但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揭露，而且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实践，如对结束战争、赈济穷人、财产的再分配和创造公正的社会采取直接的行动，保护弱者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实现下层群众的诉求，并强调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合理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