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同感有所增强。同时,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又不断地消解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使得工人阶级逐渐“遗忘”了自身的历史使命。20世纪中叶以来,在工人阶级主体意识衰弱、政治解放意愿不足、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有机知识分子”政治鼓动有所退缩的情形下,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作为有责任担当的知识分子,必须考虑如何重新激励工人阶级的阶级反抗意识,激发他们的阶级主体作用与政治意识,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意识到,其在有关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规定性方面过于重视历史规律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等客观理性层面的内涵,而忽略感性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生成中的影响,即旧的阶级意识理论更多地偏重于科学理性的内容,而忽视了道德、经验、情感等感性因素。因此,在他们看来,必须强调重视阶级意识与意识形态中的情感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重新塑造工人阶级情感经历与阶级意识的密切关系,努力提升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
英国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到非理性因素在阶级意识中的重要作用。理查德·霍加特认为,情感是阶级认知的重要因素,“饱含阶级情感的话语——蕴含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等级——有助于建立自我情感并以此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感”①。汤普森一贯延续着他重视社会经验是阶级意识必要组成、涵盖历史进程全部“基因”的思路,“阶级和阶级意识不能分离,二者既非两个分开的实体亦非前后出现,而应把确定的经验和在观念上处理这种经验看成是同一的过程”②。他认为,不能将阶级与阶级意识简单孤立地分割开来,二者实际上同时形成。麦金泰尔在阶级问题上也同样指出,马克思有时忽视了道德因素的某些作用,但在工人阶级内部,完全可以生成自身的道德内涵,进而构成鲜明的阶级意识。
即使工人阶级在短期内不能发现客观理性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需要独立的知识分子去发现并传授给他们,但是情感、经验以及审美等感性因素存在于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中,并由此生成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与政治意识。英国马克思主义将情感经历、道德因素以及生活体验等内容全部纳入阶级意识的形成当中,并认定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生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可以成为“自为阶级”。缘此出发,就能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塑造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与政治责任感,从而可以及时地发起社会主义运动。这些理论视阈的拓展,为在当时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增强复兴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自我意识消沉的低谷期论证了工人阶级情感经历在“自为阶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重新激发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将其规定为走向“自为阶级”的本源,并将当前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这对重新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与政治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开始呈现出远离现实社会运动的态势,逐渐从社会主义现实运动中退回到理论研究后,“不论是正式参加工人阶级政党(卢卡奇、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退出工人阶级政党(列斐伏尔、科莱蒂)、与工人阶级政党进行友好的对话(萨特)、或是明确地断绝与工人阶级正常的任何联系(阿多尔诺、马尔库塞),都同样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群众斗争相结合”①。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及其历史责任则回归到认识论领域,由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者退化为单单启发民众解放意识的知识启蒙者,这也成为当时致使马克思主义陷入理论危机的原因之一。英国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一条身体力行地参与政治运动的实践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同时,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触及的领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