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四、文化批判的实践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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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带来的不是自由与解放，而是一场社会灾难，是非正义的。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义感是知识分子政治使命的根本属性，揭示社会的非正义是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在这种政治意识的指导下，他们深刻揭示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反人类内涵，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并未脱离资本剥削的基本逻辑，仍是当代社会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知识分子应当清醒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这种反人类的特征，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本质明晰地展示给世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正义性，以此践行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与人类自由的政治使命。

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危机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容置疑地呼吁，当今知识分子既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政治立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也不能一味地对其加以粉饰辩护，完全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之处，而应该在结合具体实际的前提下，深入分析危机产生的具体成因，在现实条件下反思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解放途径的多种可能性。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在原则上是正确的，错就错在他对时间的预测”①。面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预设有所出入的窘境，知识分子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基础上，深入探索这一窘境背后的形成原因并寻找科学的解决路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冷静而又坚定不移地重新检验经典思想家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卢森堡和托洛斯基的遗产，力求鉴别、批判和解决他们本身固有的疏忽或混乱。……重新考察历史的全部法则和意义，在现有的水平上使思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完全适应于现在和未来”②。这种理论上的反思与诘问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与理论智慧是一项很大的考验。

为了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危机的成因，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重要思想进行溯源与批判。他们将理论反思的对象指向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试图在重估这一模式的基础上，纠正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误区。威廉斯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哲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中是有机统一的，并非彼此分离对立，只是有些人在理解过程中将二者强行拆分，逐渐导致理解上的片面与僵化，从而滑向“经济决定论”的危险境地，而这种认识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流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抽象理解模式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僵化的思想方式而已。”①麦金泰尔也认为二者不可分离，“创造经济基础的过程，就是在创造上层建筑。这里没有两种活动，只有一种活动”②。汤普森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形成了僵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斯大林主义，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放的维度，“斯大林主义企图从经济原因中直接推导出一切，并且蔑视人的观念、道德因素的历史作用”③。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宗旨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大为削弱，严重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问题的可信度。因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有责任在重新理解“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前提下批判斯大林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中“挽救”出来，彰显其人类解放的文化伦理维度。

“拉尔夫·密里本德一直致力于证明保有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景的必然性，并通过建构一种替代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探寻促进这种制度实现的可能性。”④他认为，“无论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理论比如民主多元论等是多么精巧，但对它最有力的替代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①。马克思主义才应该是建构和解释未来社会的科学理论，它深刻揭示了人类解放的进程，究其本质，它是以实现人类真正解放为目标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