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认为要将文化的诸层面重新统一起来，除非来一场扭转乾坤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理想中的批评取向是“革命批评”,它也是社会主义批评的同义词。“革命”首先表明该批评立场的社会主义性质，“革命批评”充分地考察了批评的功能和属性，是在自觉发挥批评政治性、修辞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设计的一种有明确功能规定的批评立场，是最能够充分发挥批评作用的一种批评方法。也可以说，“革命批评”突出并规定了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当前目标，同时这种界定不仅是一种道德动机，而且还是一种科学的判定。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发现社会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革命批评家必然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与伊格尔顿一贯宣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不谋而合。
“革命批评”的政治目的在于追求社会主义，追求一种更美好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每个人能平等地参与政治，既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实现社会顺利发展最有效的途径。伊格尔顿认为，充分地分享政治生活就是一种美德，是人们实现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所以政治的介入是对自由的追求、对身体的解放、对民主的向往，是在哈贝马斯所提到的“公共领域”里与专横跋扈地压抑人性的政治相抗衡。
批评真正的使命在于使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让每个人都在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开放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参与到文化实践中来。“革命”就是破坏、摧毁、拆除、扫**，批评是摧毁偶像的批评，但是“摧毁”也绝对不是一维单向的破坏，而是必然包含与“建设”相伴随的创造性活动。摧毁带来建设，革命创造历史，革命批评必须牢牢把握每一个重要的政治时机，不能局限地满足于对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作合理的解释，而且还要激发读者去思考当前的政治处境，让读者阶级即群众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所以“革命批评”其实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文化政治分析。
出于政治目标压倒一切的考虑，“革命批评”绝对不会有任何方法论上的限制，必须实行最彻底、最开放、最自由的策略，即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意图和开放灵活的策略选择，“革命批评”拒绝一切程式化、机械化的教条，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批评路线。①
对于“革命批评”,我们必须有着坚定不移的政治目标，运用无限灵活的批评手段，达到摧毁与建设的双重效果，使得“革命批评”成为一种真正具有文化实践和创新力量的话语。参照当前的社会形势，基于批评与政治的联系已经出现良好的势头，伊格尔顿对“革命批评”的前途持有乐观的态度。
与威廉斯试图将文学文化与物质文化关联起来走向一种温和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相比较，伊格尔顿更倾向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改造现实秩序的政治要求，社会主义无疑是对珍贵的自由人本主义遗产的扬弃，其批评理论的动机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结构、阶级构成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问题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一方面增加了批判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批判的角度，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去批判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形式。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英国的新左派，“由于新左派的出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社会主义，它能够使激进的选择得到普及，并鼓励英国左派内的争论，以便组织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②。在这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可以说是深刻地体现了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其理论批判的效果存在问题，即形式方面批判的有些过度，而在内容方面的批判则不够，出现了过犹不及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