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将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强调了文化和文化批判的政治性因素。政治性是批评的集中表现，并不是将批评与政治划清界限，或者让批评成为消解政治的武器，因为政治就是“将社会生活整个地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②。批评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政治是批评的主要诉求，伊格尔顿并不认为有所谓的“非政治批评”存在。在他看来，“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③。当代批评的功能就是政治批判，“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确定地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④。
兴起于19世纪的将批评专业化和学院化的左派批评家，以及在后现代批评中再度突出的非政治化和泛政治化(泛政治化其实也是非政治化形式的一种)的质疑严重地削弱了批评的政治性，这一潮流的实际效果不是冲击资本主义，而是为资本主义发展阵地。无功利性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左派批评家和后现代主义者应该识破真相，走出象牙塔，开始自觉地追求批评的政治目标，为改造社会实践服务。关于以上论证批评的政治属性，伊格尔顿认为反对批评具有政治性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抱定无功利性的基本立场本身就具有明确的功利性目的。
如果说批评是沿着无功利自治的方向在发展，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用维护文学或文化的超然地位的方式来实现在动**的社会里维护现有权力的关系的目的。批评始于政治，始终以政治为灵魂，因为“欧洲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国家的特权中诞生的”①。批评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制度。作为价值判断活动的批评，首先应当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意识形态是人们用以体验和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价值和情感系统，所以批评不可能脱离政治。
同时，伊格尔顿指出，虽然文化批评与政治批判密不可分，但是文化批判思想同样也离不开现实生活，甚至政治因素也包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文化批判必须重视社会生活方式。
(二)重视社会生活方式
在第一章中讲到，伊格尔顿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萨尔福一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具有一定的初步社会主义思想，这无疑使他早年深受影响，开始注意大众的社会生活。伊格尔顿21岁时进入剑桥大学，师从当时“文化研究”学派创始人雷蒙德·威廉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中表现出的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批判、对大众文化力量的期待、文学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关联对伊格尔顿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摒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研究文化的方式，力图从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反对利维斯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来达到改造人性，使人“高贵化”的立场，打破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对立，超越了那种把文化立于生活之上抽象的生活观念，进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伊格尔顿严厉地批评了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认为这种自由人道主义虽然表面上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但实际上却还是为资本主义作辩护，当然这种辩护不是直接的形式，因此，伊格尔顿指出，所谓的自由人道主义“自以为是超阶级的，其实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