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注重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重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和整治效果，认为文化意识形态就是以后总动态的实践过程，主张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
(一)紧密结合政治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逐渐进入了“丰裕社会”,社会现实与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预测以及阶级斗争的预言未能如实呈现，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阶段性发展后逐渐落入低潮期。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几近停滞。因此，解决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理论危机，重启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必须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反思了自身的政治使命，试图通过充分发挥其文化政治批判功能以期寻求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与现实变革的具体实践路径。他们认为，应该在深入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来启发社会大众的政治热情，塑造新型革命主体来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以此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展现其独特的政治意识及其价值。
伊格尔顿也延循这样的思路来构筑其文化批判思想，他认为，文学一开始就是政治问题，批评始于政治，始终以政治为灵魂。批评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卸下政治包袱，因为它天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批评理论的真正生命力在于紧密结合政治实践，为实践带来不同的格局。而这一点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激进批评理论的致命缺陷，也是伊格尔顿批评理论力图弥补的地方。
他始终坚持，批评理论的真正生命在于紧密结合政治实践，是理论思辨在政治实践中的真正表现，认为所谓的“政治性”是一种历史的、内在生成的概念，无论任何形式和时代局限。而他所宣称的政治批评，并不是把政治作为一种分析性的视角与方法，而是把政治作为“文学性”的关切所在。
首先，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始于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政治是一项公共事业，是值得献身的高尚事业，修辞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强调了修辞的政治性，“修辞学是论辩术的分歧，也是伦理学的分歧，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由于这个缘故，修辞术貌似政治学”①。修辞是批评的根本属性之一，以社会政治效果为标准，使批评行为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物质力量的话语实践形式。这表明最初的文学批评即是为了使政治主题突出，政治诚意更加强烈，“修辞立其诚”,这就是强调政治实用性的古代批评观。
其次，他从研究文学入手来引出他对批判理论的解释，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导言即提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在英国，经验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同义词，通过追述英国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来表明文学、文学理论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与意识形态有关，而那种意识形态又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发生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其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这使得它本身就具有政治性。以此为出发点，伊格尔顿分别从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角度叙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独特语境下的主要文学理论。证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历史的一部分”②。
与此同时，伊格尔顿还分析了文化行动与政治行动紧密结合的几个方面：妇女运动、文化工业、工人阶级创作运动，从而得出“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①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