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如何寻找“文化身份”的问题上，霍尔主张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经历中去定义文化身份，而不是借助于外在的理论和抽象的规定。霍尔认为关于“文化身份”有两种不同的思维，第一种是将“文化身份”置于集体之中，属于一种共有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身份”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符号，文化身份就被放置于一个指定的意义框架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从文化共同体规定“文化身份”的“从上到下”的方法。霍尔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法，即认为“文化身份”产生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之中，这些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这种方法强调从现实生活方式以及人生经历中去理解“文化身份”问题，而过去和外在的东西无法确定“真正的现在”。霍尔指出：“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②实际上，霍尔将文化身份及其认同问题建立于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认为不承认“文化身份”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仅仅从共同的模式中去规定“文化身份”,就不能理解文化认同的变化性。
受“文化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伊格尔顿将“文化”与“生产”联系在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生产”的概念，并倡议在文化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生产主体即社会大众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参与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①对于文化的主体性，伊格尔顿在借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从人的“身体”出发来重建文化主体，“身体”既指具体感性的生物性的存在，也指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存在。其中，身体/感性对于人的生存和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正是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感性活动主体的角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本质被异化，人的丰富的感性活动被抽象为形式化的劳动，工人的活动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从而造成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生命、人与人的类本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这种异化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伊格尔顿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人的感觉才能回到他们自身，才能实现人的丰富性。
资本主义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不同步导致了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精神危机的出现，而现代西方社会文化危机的产生，则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并形成诸多不同的理论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源于以主客二元为基本思维模式导致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科学技术理性的滥觞和人文精神的式微是造成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性的危机源于人类主体的存在经验与生产方式之间的不和谐，或是人类主体情感结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体现为资本逻辑对人类感觉结构的侵蚀与控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逻辑在时空中进一步展开与扩张，逐渐侵入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并将自己的意志深深植入人们的感觉结构当中，导致人类情感的弱化甚至异化，以此控制了相应的文化形态，产生了文化危机。
面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要揭露和批判文化危机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霍克海默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①。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②。哈贝马斯则提出，“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③。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将文化危机问题视为科学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他们是在理性主义的框架内谈论文化危机问题，也就是说，是从文化主体之外的理性之中寻找文化危机的根源，并从理性发展的角度来俯视文化危机的表现及其形式，体现了一种“从上到下”的分析方法。
与法兰克福学派从理性推演维度采取“从上到下”的方式来分析文化危机不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危机更多地视为一种人的体验危机和主体性危机，在人的具体的生活实践和主体经验中去定义文化的内涵并分析文化危机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说，他们是从社会基本的实践层面、感性经验方面和人民大众层面去探究文化危机的形式和表现。这是一种“从下到上”的分析方法，这种崭新的方法阐释了文化的物质性和实践性特征，也证明了文化主体的大众性，能够避免“从上到下”方法的抽象性和形而上学性，从而保证文化危机分析的现实性与科学性。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及其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扬弃科学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异化，拯救现代社会文化危机，实现人类的真正自由与解放。但无论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设想的“回到自然”,马尔库塞构思的“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新理性”,还是哈贝马斯提倡的“交往理性”,都是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中进行批判和重构，都没有找到更先进的文化主体或现实的物质力量去改造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将解决文化危机的焦点集中于文化主体之上，试图通过改造或完善文化主体以便走出文化危机的困境。威廉斯的共同文化主张指出，“文化既是实践也是经验，文化传播本质上是塑造文化共同体的过程”①。霍加特的理想的工人阶级文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平等的文化主体及其和谐关系。汤普森的新兴文化理论也是为了完善文化主体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实现‘人类的本性’方面已经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因此，必须通过革命来超越这种局限，这只能是社会主义的逻辑”②。霍尔主张的反抗文化目的在于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伊格尔顿指出，激进的文化批判必须超越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主体”,坚持唯物史观的“主体”范畴，即实践性的、以人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的新主体性。可以说，通过唤醒或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去争取文化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发展，这比法兰克福学派仅仅依靠理性的重构实现人类的解放具有更大的现实性。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