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危机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文化主体的感知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文化主体之间的体验的不和谐。因此，要找出文化危机的真正根源与解决之道，必须深入分析现代生产方式下文化主体的具体体验及其矛盾，即人的“情感结构”问题。对此，威廉斯、汤普森和伊格尔顿等人强调了文化的唯物主义属性和实践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将文化主体建基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体验以及情感结构之上，运用“从下到上”的方法分析文化和社会文化现象，从现实社会中文化主体的体验分析批判现代文化危机。
威廉斯坚定地反对“精英主义”的文化立场，同时也反对将文化视为一种孤立僵化的上层建筑，而是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①。文化是人类生活实践和交往关系的总和，它构成了人类的普遍经验，通过这样对文化和文化主体进行重新定义，极大程度上纠正了精英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偏见。他对文化精英主义进行批评与解蔽，指出文化是一种民有、民享的存在，而不仅仅是精英分子对思想的垄断。作为人们整体生活方式的总和，文化应该既包括人类的观念活动，也包括经济活动，先验地包含物质性的要素，“物质因素是文化的应有之义”②。威廉斯在反对精英主义将文化抽象化和精神化的同时，高扬文化的物质性，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同时将文化的主体归根于人类总体，指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是人类主体感觉经验和意识结构的产物，文化是历史与具体的统一。因此，在威廉斯这里，现代主义文化或精英文化的危机，不是理性内部发展的危机，而是现代主义文化与人类经验结构之间的矛盾。
霍加特也反对精英主义对于文化的抽象性理解，主张从现实生活实践中去理解文化，去考察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的特征，“理解工人阶级艺术的第一个起点就是，对人类状况的缜密细节产生无以附加的兴趣”①。他从工人阶级具体的生活方式出发，考察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居住环境、工作收入、教育学习以及讲话的口音与方式等方面的特点，从而对工人阶级的文化方式作出了描述，并指出正是这种受剥削、受压迫的政治地位与低劣的生活方式培养了工人阶级独特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和阶级意识。
针对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整体生活方式”,汤普森虽然肯定了其文化概念的重要意义，认为这一文化概念澄清了文化问题并指出解决文化问题的方向，但他更倾向于将文化定义为“整体的斗争方式”。“如果我们将威廉斯定义中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得到整体冲突方式各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冲突的方式也就是斗争的方式。”②人民群众才应该是真实的文化主体和历史主体，他们不仅仅是悲惨的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同样也是技术发明、政治抗议、观念生产等其他实践活动的承担者。当代的文化危机根本上就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的阶级体验和具体实践方式受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和颠覆，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和坚定的无产阶级文化意识，更难以树立工人阶级本身的文化主体性，而陷入了自身认知危机，“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