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同的是20世纪中后期，“文化唯物主义”也受到了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的浸染，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葛兰西的观点与英国新左派的观点存在很多一致性显然不是偶然巧合。……正是因为战后的高度统一以及明显进入‘霸权时代’,才出现了‘富裕社会’与新型‘管理’方式。越来越多的英国社会主义者面对这种无望的前景，开始抛弃明显陷入困境的费边主义经验主义理论，并且试图在以现代术语重新解释他们那些历史久远的重要理论的过程中确立启蒙的地位。”①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等人都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下创造自己的理论观点。借助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文化唯物主义”将大众文化看作是“一个底层力量和上层力量的矛盾混合体；它既是商业的、也是本真的，既有抵制的特征、也有融合的特征，既是结构、也是能动性”②。霍尔道出了他选择葛兰西理论的过程，“我与阿尔都塞的思想做斗争，最终得以在葛兰西做了极大修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式框架中从事研究。”③即借助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来协调“文化唯物主义”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关系，以促进“文化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发展，“文化研究通过运用葛兰西著作中探讨过的一些概念，试图从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著作的最好要素中推进其思路，最大限度地接近于这一研究领域的需要。”①可以看出，在面对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冲突的时刻，“文化唯物主义”者借用了葛兰西的学术概念以化解冲突，并最终保留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精华。葛兰西的理论资源尤其是文化霸权理论成为推动“文化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力量。伊格尔顿在考察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观察意识形态问题，指出了意识形态乃是一个系统总体，“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可能会由于下面的事实而振作起来：它不是只有一个反对者，而是有着一群混杂的、不团结的敌人”②。从而说明了主导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斗争性与妥协性，经过这种妥协，主导意识形态得到了社会的认同，这种意识形态理论背后隐含着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内容。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样也成为影响“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符合现实条件，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观念，阿尔都塞的著作指出了一条通往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路径”③。威廉斯在借鉴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实践内部的复杂关系，从而显现出活的生活经验与发展过程。“‘多元决定’概念比任何其他作为一种理解历史的活生生的形势和真正的实践复杂性的概念更有用。”①伊格尔顿在吸收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概念进行了重新的整理与界定，“文化”一词的当代用法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意义，主要表现为：“第一，文化可以指价值得到认同的具体的思想和艺术作品以及制作和分享该作品的过程。第二，由此扩展开去，可以指一个社会的所谓‘情感结构’,是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道德、价值观等组成的不断变迁但无法触摸的综合体，是习得行为和信念所形成的渗透性氛围，它将自己相当含混地记在社会意识里，即躲躲闪闪地、辩证融入所谓(借用佩里·安德森在不同语境中使用的一个短语)‘看不见的口常生活本身的颜色’。第三，进一步扩展开去，文化当然可以指制度意义上的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艺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相互作用的所有成分，它们构成生活经验的总体，决定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②可以看出，伊格尔顿的文化概念中包含着浓厚的结构主义理论色彩，“情感结构”“构成生活经验的总体，决定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蕴含着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强调了文化含义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