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运动”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对于伊格尔顿的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正是在对“新左派运动”及其理论争论的基础上，伊格尔顿审视了他们争论的问题域和主要观点，并批判继承了争论双方的理论优点，加以综合运用；同样，也正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和问题域中，伊格尔顿聚焦文化和文化意识形态问题，逐渐建构了其文化批判思想。
(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概念
“伯明翰学派”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之上的，其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重新思考和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一前提下，“伯明翰学派”对文化概念作了自己独创性的思考，并且在争论的基础上推进了文化概念的全面性，这深深地影响了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观点。
早在英国传统文化主义风行之际，T.S.艾略特就提到文化，他认为文化首先是指“某一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①。虽然他声言这种文化是全民族的文化，体现当时的社会制度、艺术成就、作品文本、风俗习惯、宗教伦理等方面，但是只有社会文化精英阶层才能有意识地去理解、去参与这种文化，而非精英阶层即人民大众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参与这种文化。
威廉斯反对这种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纠正了将文化视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的理论偏颇，把“文化”概念融入“物质”范畴之中并重新定义，结合当时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进一步提升了文化的意义，从广义上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在他独创的“感觉结构”理论中初步表现出文化所需要支撑的三种特性：社会性、交流性和载体性。但是这还不能全面地表达文化，因为“感觉结构”表达的是特定的一个时期或地域的生活普遍经验，用艺术的一些特定形式比如小说、戏剧、诗歌等才能被意识、理解和交流，不具备这种经验的人深受特定的时代和地域限制，就不能完全理解从而产生一些抽象绝对的意识。因此，威廉斯不无遗憾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①
文化研究中的平民立场、贴近现实生活、饱含政治色彩、科学辩证方法等特点，逐渐进入“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视野，引发了他们积极的吸收和思考，威廉斯最终实现了对“文化”定义的超越，将文化定义为“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②,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之上，以霍加特、威廉斯为代表“伯明翰学派”一方面扩大了文化的外延，在另一个层面将英国传统的“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一个词的历史是一个词在普通语言中，在字典所规定的一系列意思中或是在写作中，暗示了所有已经变成现实的东西。分辨这种交互作用就是分辨传统——也就是一种历史模式。”那么如何去判定这种历史模式或传统的意义呢?威廉斯认为“我们在经验中为这种传统加上了一个价值——一种批评模式。这个持续的过程与后续的决定，就是社会运行的过程。”①可见，威廉斯强调了文化的实践性和创造性，从而进入到文化研究的研究思路之中。
威廉斯进而提出“共同文化”的概念，它不是一种只代表“文献式”知性和想象力的载体，更囊括了人类社会的过程特点以及文化的物化形态。它不同于艾略特的精英倾向，而是主张人民大众有意识主动地参与其中，尤其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组织与制度形成了这种“共同文化”的主要特征，流露出一种“文化平权”的民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