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汤普森出版《理论的贫困》一书，高扬英国本土文化观点，对欧陆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借此对第二代新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动猛烈的反击。汤普森在坚持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安德森—奈恩论题”展开了有力的回应，他认为安德森和奈恩将双元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一的法国大革命作为标准来衡量英国的历史，尤其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难免有失偏颇。在他的视域中，英国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决定了自身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不能简单地用法国或者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思想来衡量英国的意识形态。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以威廉·莫利斯为代表的英国社会主义活动家便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本土化过程，并将这种思想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宣传，试图影响工人阶级的意识，在此意义上英国并不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虽然相比于十月革命英国选择的是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但议会斗争并不意味它的革命性微不足道，相反，对于英国自身历史而言恰恰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革命道路。
汤普森通过对“安德森—奈恩论题”的回应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范本来认真对待构建英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这一问题，并最终形成了第一代新左派所持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和它针锋相对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在蓬勃发展，这两代新左派代表人物各抒己见，展现了英国学术的繁荣景象。
在这种互不相让、争锋相对、批判回应此起彼伏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并找到了共同的问题域，即社会历史及结构问题、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当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问题等。他们“在具体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情境中对政党、政局的现状、未来进行微观分析”①。在这种共同问题域的基础上，两代新左派都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否定庸俗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把文化研究作为理论武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可以看出，“英国新左派”在理论反思的过程中，“秉承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拒绝抽象的理论建构，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体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免疫力”②。此外，他们还都提倡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并强调文化的政治性特征，认为文化“既不是社会关系的简单反映，也不是政治权利的庸俗分支。……其创新之处在于‘文化的整体性’的强调，正是这一文化的整体性建构了新的政治视角。在后来众所周知的文化研究中，文化话语第一次成为政治讨论的中心……”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