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隐喻未能考虑不同的阶级与生产方式发生关联的不同方式，也未能考虑它们各自的机构、意识形态和文化‘表现’生产方式的不同方式。‘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可能对解释统治阶级的机构和意识形态、统治的支撑结构和‘权力共识’有一定价值，但它并不适合描述被统治者的文化”①。威廉斯考察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含义，认为经济基础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存在，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决定”绝不是一种神学决定论的内涵，“当我们讨论‘基础’时，我们实际上是讨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我们不能认为这个过程具有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上层建筑这个可变过程所具有的某些固定属性……我们必须按照特定的思路重新评价这个命题的每一个术语。我们必须沿着设定限制和施加作用力的思路重新评价‘决定’,抛弃被预见、预示和控制的内容。我们必须根据文化实践的相关领域重新评价‘上层建筑’,抛弃被反映、复制、决定的内容。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的具体活动来重新评价‘基础’,抛弃固定的经济和技术抽象的概念，因为具体的活动包含着基本的矛盾和变化，因而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②，实际上，威廉斯在这里将“决定”理解为两方面：设定限制与施加作用力，以此来否定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经济决定论的解读。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基础绝不仅仅是经济结构与技术因素，而是一个包含多方面人类活动的动态的存在。伊格尔顿则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关系，而是一种功能性的关系，“我们能够恰当地定位伊格尔顿的论点：当经济基础只提供生存必需品时，上层建筑就支配文化。……但经济过剩创造了文化生产的可能性，这种文化生产能够将自己从作为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支持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①。所以伊格尔顿一直坚持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积极的功能，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需要源于“‘基础’本身是自我分裂的、被不可避免的对立所分裂”,而“上层建筑的功能在于为了某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协助处理这些对立”②。伊格尔顿一以贯之地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来指上层建筑的这种功能。
可以看出，“文化唯物主义”者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极为重视，一方面他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对于现代性文化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探讨从一开始都必定要考虑到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提”③。另一方面他们在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涵及其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阐释，将这一模式从单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过程，并将文化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重要中介与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文化以及文化生产就成为物质性生产的重要因素与过程，从而建构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
鉴于斯大林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文化唯物主义”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而是批判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大体而言，如今人们观念中的斯大林主义已经定格为充满血腥的拙劣实验，它们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①因此，他们抛弃了斯大林主义，但是却很好地区分了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我并没有简单地在斯大林主义和一切共产主义机构和组织之间划等号；没有宣布一切共产主义运动都受到这种致命的影响和伤害，没有拒绝在政治上与那些必要的和清醒的共产主义运动结盟……没有混淆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特殊的形势和实践，与作为一种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历史和社会存在之间的界限。”②他们还是相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积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