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奠基于对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观点的批判与吸取，从而将文化从“经济决定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大大拓展了文化的内涵，赋予文化以物质生产属性，从而形成并规定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基调。马克思在阐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式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②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历史分析模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种模式视为一种线性的简单决定论，而是指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与整体性、互动性以及复杂性，“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么能像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呢”①。
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解为两个领域，割裂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并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解为经济决定论。针对经济决定论的各种理论不足，“文化唯物主义”者试图在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便将文化从思想上层建筑的框架中“解救”出来。从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成为“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思索的重要问题，“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理解都必须从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出发”,“到目前为止，已被普遍的看作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②。
关于如何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问题，“文化唯物主义”进行了不同的理论探索，“在所有历史分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关注社会意识(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互动。但是，在解释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他们却将它们表达为了一个假想的‘模式’:(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基础’,与由基础产生并竖立其上的各种思想、制度等体系构成的‘上层建筑’。实际上，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不过是一个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隐喻”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