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长期在英国生活，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创造提供了现实的案例，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具有极深的渊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与发展，195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巨大转折。这一转折是由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深入批判引发的，在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引入并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并在结合英国传统经验主义和分析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的改造。
此外，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从欧洲大陆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其中《新左派评论》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新左派评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所开展的大规模的欧洲大陆作品的翻译工程，文化研究就不会发生”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解决了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理论匮乏，“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理论剧变，表现为对一个接一个的大陆理论家的同化和熟悉”②。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开始走上了自己独立的发展之路。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深深影响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甚至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路径被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心的理论家们既拒绝了汤普森将经验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拒绝了威廉斯认为特定文化能被经验和意识形态双重推动，它是仅仅能从理论上被解决的关系”③。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符合现实条件，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观念，阿尔都塞的著作指出了一条通往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路径”④。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阿尔都塞的理论的接受程度和评价。
(一)英国新左派的基本理念
“新左派运动”①是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思潮，是“旨在开辟理论——政治空间、寻求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选择的努力”。“这股思潮在空间上，它延伸到了西欧和东欧，美国以及更广阔的地域，在时间上，经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推波助澜至少持续到了70年代中期。”②这股思想浪潮与当时社会上“反传统”“反现代文明”等倾向不约而同地结合起来，吸引了包括教师、学者、思想家、艺术家、学生、文艺工作者等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它代表了一种打破固有文化价值的“革命冲动”,“20世纪60年代的标记就是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重点不放在思想内容上，而偏重气质和情绪”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独立’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以其与官方共产主义的决裂，为自己确立通向马克思主义内部替代性传统的新方向，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新起点”。这次运动思潮对当时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受当时“新左派运动”的影响，在英国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左派思想家，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不断探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缺乏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上“理论的贫困”②局面，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个与欧洲大陆哲学(主要以德法两国为代表)相比肩的学术重镇。英国新左派更愿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实践中进行检验。通过分布在历史学、文学、阶级理论、技术批判等具体学科或具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具体细微的研究来展现自己的思想。但由于其注重政治表达效力，忽略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等理论缺陷，在进行学术创新的同时也造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缺乏成体系的理论建构，缺少哲学的抽象表达的困境。这种困境一定程度上与第一代新左派学者的成长环境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