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理解并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同时结合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化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一方面认识到了意识形态之于资本主义的内在必然性，即意识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构成要素；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将注意力集中到以下问题，即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事务中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形式，研究意识形态生成的方式，即研究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和策略。“意识形态研究不仅是观念的某种社会学，更特殊的是，它试图表明观念是如何与现实物质条件相关联的。它往往通过遮蔽和掩饰它们、以其他术语替代它们、尤其是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并把这种状况变为显而易见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和普遍性的观念。”①这种改变和掩盖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性策略，“简言之，意识形态在这里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而非仅仅是世界的反映；至今，马克思的传统一直致力于描述意识形态的各种策略中的一种或全部”②。伊格尔顿认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忽视了这些策略的全面性，因此他试图揭示意识形态中的全部策略，以便纠正传统的误解。
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思考，不仅考察了意识形态产生的认识论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关联，正是在这种关联中，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在这种社会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种生产过程中共同巩固了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从而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以及思想利益。
阿尔都塞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得到了启发，从而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内容，“意识形态反应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是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与想象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①。阿尔都塞这段话说明了我们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才能感知、阐释我们存在的物质条件，意识形态就是我们与社会历史现实存在的一种中介，但却只是一种想象的中介，它不能带人走入真实的现实世界。另外，意识形态所表征的是个体生活与其中关系的想象性关系，而不是支配个体存在的系统，也不是决定性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这就重新揭示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指出意识形态只是对于物质条件或经济基础的依附与想象，二者从属于不同的逻辑和层面，他们之间不是决定关系，经济基础只是影响意识形态的社会因素之一。
伊格尔顿深受阿尔都塞的观点的启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前者“限定”(SettingofLimits)后者的关系，是制约和影响而非简单的决定关系，也可以说是前者对后者施加压力和影响(ExertingPressure),并从这种限定性影响中揭示二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物质生活的方式会对他们建立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建构产生限制。所谓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限制’。生产方式不会自己指定一种政治制度、文化形态或社会观念”①。可见，伊格尔顿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说明，从单纯的经济决定论中解脱出来，将二者置于一种更加复杂的平台上进行考察，以此来阐述其意识形态理论。
正是在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框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详细解读下，伊格尔顿描绘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主要逻辑结构，即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互动同构关系中，而不是简单的反映在决定关系中，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产物，同时又是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参与要素，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物质生产和思想意识生产的统一。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虽然在根本上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但是这种决定不是简单地对应关系，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以及权力关系具有紧密的关联，它不但以自己的方式反映着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关系，而且还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与这些关系互动，促进这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同时进行着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物质生产方式中有意识形态的生产，而且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同样也有物质产品的产生。
伊格尔顿在这里明显沿用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思路观点，扩充了上层建筑生产的范围与过程，并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并认为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中既有经济基础的因素，也有上层建筑的因素，即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