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指责来自共和派和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家用“冗长散漫的形而上学”代替了“性情知识和历史经验教训”,这样的指控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因为“形而上学”正是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家们所不能容忍的目标，他们相信思想观念和物质条件之间有种紧密的相互联系，有时也承认思想观念还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个立场不是那么明晰的弱点，被拿破仑抓住并放大，认为他们在过度的理性主义中夹杂了不计其数非理性的东西。“在他眼里，这些理论家对理性规律的探寻已经走到把自己锁在抽象空间中的地步了，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脱离了物质现实。”①这样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表意由科学理性的代名词偏移到空洞虚无的唯心主义层面，结果“摇摆于肯定的和否定的含义之间，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全部历史的特点”②。这些思想无疑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关于意识形态的思考，而这些思想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相关思考也影响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
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样对隶属于社会思想的意识形态思想作了深入的阐释，“法国人所谓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地形而上学，是对于最简单的思维规定的一种列举和分析。这些思想规定并没有辩证地得到考察，他们的材料是从我们的反思和思想中取得的，而包含在这种材料中的各种规定又必须在材料中得到证明”③。任何一个脱离了历史过程的思想，都不能在其所在的时代中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因为与历史过程的相对性是它存在的前提。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寻找。因为个人和时代的计划是著名的‘理性的狡计’(CunningofReason)的手段，用以造成通常远不同于原先思想家所期望的结果”①。这就说明了意识形态发展的阶段特征。《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深入论述意识形态各个阶段不同表现形式的
代表作，黑格尔在第四阶段即狭义的精神阶段，提出著名的“教化”和“异化”概念，指出“教化的虚假性”“语言是异化或教化的现实”"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等问题，这些对教化和异化现实世界的说明，为意识形态含义概念之后发生根本转折埋下良好的伏笔。因此，“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正是结合法国和德国两者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②。
费尔巴哈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来批判宗教异化，但是也触及意识形态和异化的内在关系问题，他在建立自己人本主义哲学体系的过程中，使我们从唯物主义角度认识到宗教的意识形态本质。也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正是在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对其早期意识形态观的综合阐述，“第一次明确地在思想史上确立了批判性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域”①,在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考察中，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部分思想，将意识形态看成自由漂浮在物质基础上，同时否认物质基础存在的思想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看法：“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②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必须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也必须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中得到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