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意识形态的“幻象”背后寻找真实性，以显露社会的真实性为最终目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结构之间会有对应性，这种对应性除了反映颠倒的社会现实之外，也在表征社会个体的真实经验，更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意识形态乃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与积极的物质力量，而不是一种不真实的幻象”②,这种真实的观念与社会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存在论上是真实的，它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的现实结构之中，并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方式产生实际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整体物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要素。因此，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认识论的产物，在现实中更是社会结构的客观产物，是一种维护社会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特殊的政治性实践活动，如此一来，伊格尔顿就将“意识形态”从认识论转移至存在论领域，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与现实性。
第二，面对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复杂关系，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①。即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反映关系，而是一种想象关系。伊格尔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现实社会现实异化的一种反映，更是对自身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的一种想象与体验。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式，反映的不是现实社会的异化状态，而是对社会现实异化的一种社会个体的体验关系，即个体与现实社会条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是源于颠倒的社会现实，而应当是对个体与社会异化现象关系的误识，意识形态“反映了屈从于社会条件个体的经验性关系”②。因此，在伊格尔顿的研究语境中，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是因为其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异化，而是表征了人们与异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不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关系，而应当是一种实践活动中的经验关系。
第三，针对意识形态功能的虚假性，伊格尔顿肯定意识形态功能的实效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试图用科学的理论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因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导致意识形态与科学相对立，成为一种“冗长散漫的形而上学”,所以在意识形态终止的地方，才能真正去追求科学真理。对意识形态与科学二者的关系，伊格尔顿认为，相对于科学性，意识形态的实践意义尤为重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与其说是‘科学’或‘总体性’,不如说是‘解放知识’”①。从而实现在存在论的领域中探讨意识形态的实践效果，揭示真实条件下意识形态的运行功能，从而将其社会功能由虚假论转向效果论，这种效果掩盖了社会的矛盾冲突与利益分裂，阻碍人们了解社会异化的真相，因而无法实现社会个体自我认同。
在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理解方面，伊格尔顿深受阿尔都塞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思想的影响，强调并分析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内涵，认识到意识形态在现实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功能，也将意识形态反思的重点从认识论领域转移到功能论领域。伊格尔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揭示了认识论领域中带有虚假性特征的意识形态思想在社会现实实践活动中的功能性与真实性意蕴，即既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又是一种现实的体验关系，还具有有效的历史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