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意识形态之中的政治因素，在对意识形态背后的社会物质利益和权力关系的考察中，揭示出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同构性和密不可分性。伊格尔顿在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独具自身理论特色的探索②,他理智地强调：“赞成对意识形态的政治界定胜于对它的认识论的界定并不是说政治与意识形态是同一的。”③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权力性”重点在于意识形态的实践效果，即其政治功能。“意识形态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我们讲出的命题之类),而是一个话语问题，是置身于历史当中的实践交流。”④在这里，伊格尔顿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功能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属性，这种属性并不仅仅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规定性，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而这种作用也有社会历史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不但不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同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会出现差异性效果，这种从现实生活实践中考察意识形态政治效果的理论，也是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从带有否定意味的“虚假性”出发来界定意识形态的内涵。在反映论的视域中，意识形态不是从人们存在的社会现实出发，从人们所处的现实生产方式与社会历史条件中去追寻意识形态的发端，反倒认为人的意识、宗教与抽象的原则是人类世界的决定者，存在方式上反转了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秩序，成为一种具有欺骗性、反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
“虚假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幻象”。在康德那里，“灵魂、宇宙全体与上帝”等形而上学的对象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关于它们的理念就是“幻象”,以此与感性的对象即“实体”相对立。而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这种理念经过概念的演绎成为独立存在的“实体”。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这一基本原则，从绝对精神或“理念”出发，在人们的头脑中建构起现实世界合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以此来关照社会现实。这种观点在认识论上颠倒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违背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认识。
第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源于“颠倒”的社会现实，仍然是对社会现实异化的一种反映。著名的“倒立成像”之喻形象地说明这种社会异化现象成为一种“社会事实”,从而扭曲了社会现实的真相，正是社会现实的异化性表征出意识形态虚假的特性。第三，意识形态功能的虚空化。作为一种“幻象”与颠倒现实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功能注定不是真实的，而是一种想象的功能，是政治权力的认识幻想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还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依旧坚持虚假与真实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但由于忽视社会存在的本源性而将自身绝对独立化，颠倒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导致其具有虚假性的根本属性，是相对于科学知识的思想体系。
作为后来理解意识形态范畴的主要理论起点，虚假性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对后人的意识形态理论也会产生新的启发。伊格尔顿指出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重要的线索……注重于讨论认识真假的观念和认识论传统……另一条则是关注观念的社会功能胜于关注观念的真实性的社会学传统。”①伊格尔顿从这两条线索出发，重新分析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