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二、意识形态批判的语境与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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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权力的认识幻象，是认识论要素和社会学要素的统一体，从这点出发，伊格尔顿首先确定了意识形态这两方面的属性，“意识形态主要是认识论问题，关注西奥多·阿多诺所称‘社会所必须的幻象’?抑或是社会学的事情，关注某些观念与权力的交叉方式?”②但在认识论层面上，伊格尔顿反对将意识形态简单理解为一种虚假意识，他指出，这种真实与虚假二元对立的思维，和弗洛伊德的“梦”文本一样，不单单是一种完全虚幻的表达，还蕴含着一定真实实践的因素。伊格尔顿更肯定虚幻背后所包含的真实的因素，他认为早期马克思提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都是统治思想观念”是一个“非常创新和大胆的观点”,因为“他肯定了意识和权力之间惊人的直接联系，这就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坚持观念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观点”①。无形之中，一种社会学维度上的实践语义就表露出来，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念来源于一种假设：事物与意识是二元存在的，事物的实在状态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某个地方，物质实在才是可靠的，而意识则是不可靠的，它具有虚假的潜在性，在现实生活中，为达成某种目的，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可以在语言层面上把这种实际存在加以歪曲形成意识形态，并灌输给被统治阶级，影响他们的心灵，以达到“合理化、合法化”的目的。而意识形态正是以这种扭曲或模糊的方式呈现了所谓的真实，因为它不是社会存在的真相，所以它必然是虚假的。伊格尔顿反对这样的简单化处理，他认为如果仅仅把意识形态当作“虚假意识”无疑会“把这个术语扩展到毫无用处的地步”②,因为它没有说明意识形态虚假的背后原因和生成机制。

为了更好地阐释意识形态的生成原因，伊格尔顿开始借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思想来比较说明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我们所称的‘实在’本身被心灵的奇想所洞穿，这个实在一如我们的意识知觉，只是我们无意识欲望的一个建构”①。也就是说，现象本身属于真实的一部分，这个真实通过我们的潜意识传达给我们的心灵，从而认识部分的真实。因此，现象虽然是阻碍我们看到事物真相的幻镜，但是在这种幻镜里往往能表现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许多我们成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之所以非常成功，恰恰因为他们是真的”②。而这种历史真相则进一步保证了意识形态的效果及其功能，因为只有具有真实性，才能在社会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效果，进一步迷惑人们的思维和感觉。这就揭示出了虚假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真实的社会因素，对于纠正有关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为对意识形态进行思考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梦和意识形态都是一种“双重的”文本方式，是力量和符号的结合，但是精神分析不仅仅是专注“显在内容”,主要目的是去揭露那种形成梦的潜在的无意识力量。同样，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它不仅仅在于看到的历史现象，更在于去挖掘看不到的历史真实及其扭曲的过程，去揭露意识形态背后的作用机制，“如果我们可以揭露‘迫使’某个特殊的话语表现为某些欺骗和伪装的社会条件，我们就可以考察受到压抑的种种欲望”。正是发现了“梦”与“意识形态”的同构方式，伊格尔顿在这里发现弥合马克思早期和后期关于意识形态思想差异的方法，得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关于“虚假意识”,而且还是关于真实社会的象征的结论，“如果梦想让无意识的动机披上象征的伪装，那么意识形态的文本也是如此”①。实际上，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在一般情况下，处于意识形态的迷惑之下就相当于处于梦境之中，而忽视了真实的社会历史存在，挖掘梦境生成背后的原因及其过程，则能更好地去理解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