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总结道，“归根结底，一个社会的统治意识即是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这种社会知觉结构(意识形态)确保某一社会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状况或者被大多数社会成员视之为‘当然’,或者就根本视而不见”②。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借用意识形态的力量，完成了对人民大众的精神统治，使得被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同谋者，这就充分体现了广大民众的盲目性和无意识性，因此，伊格尔顿认为，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必须要打破意识形态对人们的精神禁锢，实现思想的解放，这也是走向真正解放的必由之路。
但伊格尔顿话锋一转，又指出统治阶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统治，或称为无意识的统治，不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也是一种存在的条件，“这种政治无意识不仅压迫者需要，被压迫者同样也需要。如果被压迫者的深层无意识里不压制‘反抗’,他们的存在状况将无法承受，或者说他们将永远处于反抗状态”①。也就是说，这种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政治无意识，不但与统治阶级的欺骗有关，而且还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有关，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统治能够获得成功，是广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共谋和合作的结果。所以伊格尔顿认为，不但需要揭露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而且要揭露意识形态背后对应的物质利益和权力结构，还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维水平和辨别能力，使他们能够看到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同谋关系及其虚假性，激发人们潜在的反抗意识，为实现更好的社会形态而去争取进行现实的实践运动。
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激进批判的一个核心主题，但是随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发展，当代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距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原则越来越远，“越是用语模糊，离实际行动就越远；关于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越繁荣，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越淡化”②。这种状况使得意识形态批判的力度和现实感都薄弱了，所以伊格尔顿认为，现代意识形态批判都没有真正实现当代意识形态批判的价值和意义，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反而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主要是指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伊格尔顿坚决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这种观点无异于“掩耳盗铃”,“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世界，也曾被宣布为历史的终结。当然，只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才会这样看……有些意识形态(例如新斯大林主义)可能已经崩溃了，而其他的(父权制、种族主义、新殖民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仍然像病毒一样纠缠不休”。他指出，在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大行其道的时刻，如果断言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将会是巨大的社会笑话，“我们必须深思一个异常的反讽，在一个强有力的、有时是致命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竟然断定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结束”①。可见，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观点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和荒谬，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喧嚣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伊格尔顿进一步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言论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将在下文中详细展开),是对当前社会现状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映和辩护，在当今意识形态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形下，伊格尔顿觉得更需要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