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也尝试采用归纳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首先考察18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中通过成立政治组织，如伦敦通讯会，来争取自由的传统，并展示该传统在法国雅各宾派改革**中所起到出乎意料的作用，然后描述这一时期各个行业、阶层工人的生活状况，最后分析的是各个工人集团之间筹划的反抗活动，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些代表性工人领袖的行动特征，通过事件总结和理论归纳，真正做到对当时阶级觉悟和政治理论的反思。
综上所述，无论是陈述平民日常的生活经验，还是将平民生活的描述植入文字性的经验，“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最终目的不只是描述，而是向我们揭示这些背后的普适性问题，从方法论意义上证明他们不是用逻辑推理而是用经验分析和事例归纳的方式建立了文化观念。
归纳主义的研究方法贯穿于“伯明翰学派”始终，这也是因为该学派理论观念上深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这一数百年来的积淀传统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种学术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加重视地区和阶级实践，强调实证而不特别关注逻辑推演和概念思辨。该学派在民族志研究的实证材料上展开对文化的思考，也与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人生经历密切关联，他们对工人阶级、平民阶层怀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潜在情感，在现实中表现为对文化和社会有经验性、生活性的理解，这与归纳主义文学研究那种通过体验取证写作，真实表现工人社区生活的构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虽然主要他们采用的是“深描”法，但是该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戴维·莫利还是结合时代的变化，进一步调整和创新，开始逐渐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对出现的关于文化传播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层次归纳总结和合理解释。
归纳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文化研究问题的较好途径，但并不是一种完美无暇的方法，因为它在记录和写作时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经验，需要以铺陈罗列大量感性经验为前提，而理论出发点仅仅在于作者自身对该经验的阐释理解，这种解释的缺陷受作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因而出现或偏颇、或肤浅的理解，无疑会影响论证的深度和严谨性。“伯明翰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进一步用理论论证来统摄和规范民族志研究途径，从而使民族志写作的经验感悟与严谨细致的理论推演相得益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辈学者们一些研究方法上的不足。①
在归纳主义的研究方法中，值得一提的是伊格尔顿“英格兰一爱尔兰”文化批判思路，这种文化批判既是民族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又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抗争与反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文化冲突的加剧，阶级和民族问题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归纳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之下，伊格尔顿巧妙地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以研究爱尔兰文化为基础来深入阐述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阶级问题、民族和国家问题及其之间的关联，“民族主义就像阶级一样。拥有它，感觉它，是结束它的唯一方法。如果你不能对它有所坚持，或者过早地放弃了它，那么你只会受到其他阶级的欺骗”②。另外，英国和爱尔兰的历史渊源与纠葛也是伊格尔顿关注的重要问题，他认为英国总是用抽象的民族性特征来掩盖对于爱尔兰人民的殖民统治及阶级压迫，由此，伊格尔顿探讨了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存在现状，强调了民族的差异性和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多元性，进而深度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西方中心论”主要是用西方社会结构系统的演变来审视和规定现代化进程的论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到的领头作用，忽视了民族文化传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线性历史观。作为爱尔兰后裔，伊格尔顿对自己的爱尔兰工人阶级身份一直较为敏感和认同，从对王尔德、叶芝和希尼等人作品的分析中，归纳这些民族文学家的反抗精神和理论特征，来阐释爱尔兰传统文化在英国殖民权力压迫之下的曲折发展，在对爱尔兰民族文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了其文化批判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