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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想构建一种丰富的文化理论，但最终未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明于自制，限制那种他显然认为是将他的政治、经济、历史的结论过分热心地、机械地移用到其他领域中的做法”①。当然，“这并非说马克思对这些结论做重大的扩展或对于充实他自己的文化理论缺乏信心。问题在于，他的远见卓识使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困难性与复杂性以及他实事求是的立身行事准则”②。所以，威廉斯强调：“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应充分估计多样性与复杂性，应考虑到变革的延续性，考虑到或然性以及某些有限的自律领域。”③

这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是文化和文学文本本身所蕴含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当时社会的感觉结构以及心理特征，自律领域以及延续性则强调文化的发展具有自己的客观性过程。因此，文化研究必须要考虑文化背后的社会历史要素和感觉结构因素，进而总结和发现规律，不能只从文学和文化本身的形式出发，按照所谓的文学规律考察演绎文化和文学的本质。威廉斯这种强调经验主义，拒绝理性主义方法的做法，直接地启发了伊格尔顿走向属于自己批评风格的道路。

(二)归纳主义

“伯明翰学派”为文化研究初步设计了理论出发点：“什么是文化”,并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拟定了基本的研究框架：理论层面带动实践层面，然后由实践层面再验证理论层面的正确性。这一研究框架从文化理论研究出发，用研究成果去证明和解释现实中出现的社会现象以及遇到的文化问题，再用现实中的文化实践问题来反证文化理论，这样就提供一种具有英国特色的研究方法，即民族志①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一种归纳主义的方法。

① 民族志(Ethnography)发端于15世纪晚近，隶属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最初是探险者、传教士和各国早期的殖民者用以描述各地陌生文化习俗的方法。这一研究方法主张学者与研究对象处于平等自由的位置，然后开始进行对话和交流，意图在于真实客观深入地呈现该地区的文化状态，强调研究结果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实际作用，这种理想恰恰是“伯明翰学派”一直以来鼎力追求的目标。随着时代、技术、生活以及研究方式的变迁，从强调学科的规范性，到对当时当地文化进行真实理解，逐渐到用他者自我的声音将文化表达出来的境界，从而形成一种合作发展的文本形式，慢慢发展出的“浅描”“深描”“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它的最终目的是主张研究对象与文本作者进行主动对话，激发人类的想象力，进一步淡化“浅描”阶段对对象的宏大叙事，由陈述转向共同合作，其实这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是后来“伯明翰学派”提倡的“共同文化”的一种早期形式，实际上，这是一种归纳主义的方法，通过不同事件的考察，来得出结论，并进一步应用于社会现实之中。

霍加特和威廉斯作为“伯明翰学派”的开山鼻祖，也是最早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一书被认为是民族志研究的典型范本，它通过继承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对其研究对象——工人阶级的生活——做了全面细致的记录，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早期工人社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交往方式、娱乐活动、福利制度、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最后对这些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得出自己的理论观点。

威廉斯采用的则是一种“非典型”性的归纳主义研究方法，他的《阅读与批评》《从易普生到艾略特的戏剧》等早期作品虽然还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但是民族志的方法已经初现端倪。到《漫长的革命》一书，他通过仔细梳理社会历史轨迹、分析文化文本和社会生活现象，努力深入地呈现某几个阶级的文化状态，论述不同的文化观念，最后总结它们的异同之处，得出结论，这样就与归纳主义研究不约而同地达到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