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代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不单单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一系列尖锐直接的社会问题也应运而生，现代西方社会危机开始暂露头角并在以后逐渐扩展开来。现代技术的革新导致现代传播媒介的产生，继而含有内在商业潜质的文化工业兴起，标志着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危机的开始，对传统人文精神和艺术造成猛烈的冲击。在文化工业的冲击之下，商品逻辑成为一切文化行为的至上准则，机器文明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同时也影响到人们的心理，本质上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个体生存及发展的强迫制约。对此马克思认为：“‘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此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①
以上所阐述的当代西方社会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心理危机集体构成了“现代性危机”,产生的主要现实原因就是物质生产过度发达，理论缘由则归结于现代性本身的重重矛盾。面对这样的境况，西方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克服摆脱这种现代性危机的解决途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逐渐研究和拓展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不用坚持非要推翻打碎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现实中培养、发现、构建一种新文化，而是从文化层面的抵抗来出发解决现代性社会危机。他们拒绝欧洲大陆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和抽象性，反对把这种外来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强加于英国的特殊性之上，主张应该以英国的本土思维方式为主，强调本土化的文化传统。这种情形下，“伯明翰学派”秉承英国经验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强调英国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即英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前的社会状况①,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去发现社会矛盾和文化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归纳，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和说明。
英国的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应建立在对于事物的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所谓的信仰、直觉或迷信。对于文学而言，则主张通过阅读实践结合读者的情感结构来获得文学知识、感受文学美感，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从其创立之初就很好地坚持了这种方法论原则。
文化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崛起于英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首先要归功于尊重经验主义传统的利维斯主义者，而“有机共同体”(Or-ganicCommunity)文化这样一种存在于工业革命前的文化典范则备受他们推崇。贝内特曾指出：“从西方来看，利维斯主义者们所做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性意义。”②利维斯创办的《细绎》(Scrutiny)杂志是他们的主要阵地，团队成员发展了所谓“实践批评”(PracticalCriticism)的方法，它通过具体的分析来细查文本，探寻文本的建构，剖析作者的感情结构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对其感情结构的影响，在广泛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语境中充分考量文本的内涵和意义。
“伯明翰学派”①的两位奠基人开始尝试改写英国的精英文化传统。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提倡作家们应该走出禁锢的象牙塔，关注大众文化和大众的社会经验以及情感结构，走向大众生活才能使得自己的创作源泉不至于枯竭。威廉斯将文化研究的领域拓展到大众和通俗文化中来，进而形成“文化唯物主义”这一具有英国特色和深远意义的理论，真正地从文化的角度对社会开始进行批判分析，探究了文化与社会因素以及感觉结构的内在关系，提出走向“共同文化”的美好愿景，拓展了带有经验主义特征的文化理论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