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的生产归根到底要受物质生产的制约与影响，“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文本解读必然也会受生产方式的制约。伊格尔顿指出：“解读，就是在对本文的确乎是物质性的东西进行特殊的思想生产的过程中去消费本文中那个确乎是物质性的东西。”②因此，国内有学者从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中去寻找物质性元素，来说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基础与元素，以此论证意识形态是一种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伊格尔顿的原意。
伊格尔顿从文本生产的物质性方面揭示意识形态生产与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他深入文本生产内部探析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过程，同时还解释文本解读过程中意识形态生产的庞杂性。伊格尔顿的这种考查方式阐明了意识形态生产的动态性与复杂性，“文本并非形式主义眼中的那种封闭的、静态的审美客体，而是一个动态的、进行的、开放的、具有实质内容的‘生产’过程”③。既然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共处于文本生产当中，是同一过程的两方面，那么,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实践要比单纯文本生产更加复杂，其内容更具有流动性，并且处于不断的生成与变化之中。
(二)文本生产的要素
既然文学文本的主要属性、基本内容和重要价值都是社会性的，那么文学文本的生产也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之下进行的，受到社会历史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其他生产方式具有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①。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生产不仅仅是文学文本自身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一个系统性的生产过程，它包含六个主要的范畴：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和文本。其中，前五个范畴是文学文本生产的外部要素，这五种要素相互作用，共同从外部建构了文学文本，文本则是文学生产的内部要素，也内在的包含了其他五种要素的内容。这六个理论范畴相互制约、彼此影响，参与到文学生产的各个过程中去，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但是其各自作用又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关系，它们之间的地位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是不同的。
生产方式是指人类主体获得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方式，它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伊格尔顿这里，一般生产方式是指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它不仅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其他生产，特别是文学艺术生产的前提。在一般社会生产方式的内部，伊格尔顿又提出了文学生产方式的概念，用来阐述文学艺术的生产问题。文学生产方式指的是文学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统一，它是一般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并受到一般生产方式的制约。
伊格尔顿提出文学生产方式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考察文学文本生产的社会性和系统性，一方面突出了文学文本生产的物质性特征，揭示了文学文本生产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生产。另一方面文学文本生产也是客观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文学文本生产既体现了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如文学文本载体的变化就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又体现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文学文本生产中同样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思想观念，这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具有一致性。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生产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共同发展的结果，也是上层建筑互相制约的结果，这就进一步坚持了文学文本的社会性和物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