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范畴是马克思首次引入到艺术生产理论中的，本雅明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阐释，在对文学文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文学艺术生产中文本主体的状况和现代物质生产对艺术生产的影响。他认为，技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对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促使艺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直接参与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不同阶级的思想文化斗争，深刻影响了艺术的进步。布莱希特则提出了“陌生化”的理论，这种理论重点在于把一个事件或人物陌生化，通过剥去社会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打破人们的日常思维，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新奇感，也就是说，通过建构一种新的戏剧或文学艺术形式，来打破资本主义社会表面所呈现的可靠性，使观众意识到其虚假性的本质，从而从对生活表象的沉迷中惊醒。而在阿尔都塞那里，文学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意识形态深深地楔入人们的潜意识当中，人们依赖意识形态去体验行动，世界上的现实是意识形态化的现实。马舍雷则强调意识形态虚幻与文学虚构对文学生产起到决定作用，指出意识形态有力地塑造了文学，一部作品可以说是根据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为了抵抗意识形态的进攻和侵略而生产的，所以，文学创作在生产意识形态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同时，又对抗和瓦解意识形态并催生出新的意识形态内容。
伊格尔顿继承吸收了以上学者的观点，认为在文学文本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和影响，但是伊格尔顿也认为他们的观点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阿尔都塞和马舍雷两人的说明是含混不清的”①。这里的含混不清主要是指他们在论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时候，没有考虑文学生产与一般社会生产的关系，没有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阐述文学意识形态的内涵。伊格尔顿比他们更进一步，他一方面强调文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效果，认为文学批评必须要成为一种政治批评，应该“从狭隘的文本分析和概念分析转向文化生产的问题和艺术品的政治用途”②。在这里，伊格尔顿重视文学后天性的生产问题和政治用途，反对纯粹的文本分析和概念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文学文本与现实社会问题的脱离，反对纯粹的文学形式理论。其中，关注文学艺术的政治用途，则体现了伊格尔顿文本生产理论的激进型特征。另一方面伊格尔顿阐释了文本生产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他立足于唯物史观中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立场，坚持从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寻找意识形态的产生根源及其变化。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概念中加进了生产方式、政治学以及话语符号等相关要素，在较为全面说明意识形态概念的基础上，恢复并增强了其理论批判的力量。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生产艺术属于一般性的社会生产，包换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互相联系的环节，我们可以将文学生产看作是一种物质性的生产，但是文学生产也是一种“上层建筑”的生产，主要是生产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但是这种“上层建筑”的生产受到一般生产方式的制约和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伊格尔顿深入考察和分析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多重结构及其互动关系，充分挖掘了文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力，坚定地把艺术、文化置于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由此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文学生产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深深地打上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烙印。
2.文本内容决定文本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