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认为，实现人的解放，就要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样就提出两个问题：何谓人生的意义，怎样去实现人生的意义。
伊格尔顿首先批判了对人生意义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人生的意义’这个词组里的‘意义’一词，是否可能拥有类似于‘某人意图证明什么’这个范畴的意思?这当然不可能，除非你相信人生是上帝的言辞，即上帝借以向我们传达重要内容的一个符号或一段话语。伟大的爱尔兰哲学家贝克莱主教就是这么想的。”①
这就是说，唯心主义宣称存在着一个“终极”事物来作为人生意义的标准，实际上这就否定了人生意义的创造性和社会性，“上帝在永恒之中早已预见到了我的行为，一切不过是按他早已计划好的剧本进行。全知全能的上帝早就知道我一定会那么做，在设计宇宙蓝图的时候也早已把这一点考虑在内了”②。既然上帝都替你们做主了，那么人生的意义就是去绝对服从上帝，而不需要自己的创造。伊格尔顿反对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他同样也反对从人的自身出发，去规定事物和人生的意义，“如果意义只是某种我们钻研出来的东西，它就不能充当现实的牢固基础。事物必须内在的有意义，而不是靠我们钻研出意义”③。或许我们能够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但是却不能凭空钻研出人生的意义，想象和杜撰出的人生意义本来就是荒谬可笑不切实际的。对于这种形式的人生的意义，伊格尔顿认为终究是一种幻想和空谈。
再次，伊格尔顿还批评了后现代主义者所坚持的那种“否定的”人生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坚称，只要我们还有深度、本质和根基，我们就仍然活在对上帝的敬畏之中。我们还没有真正把上帝杀死并埋葬。我们只是给他新换了一套大写的名字，如自然、人类、理性、历史、权力、欲望，诸如此类……‘深刻的’意义总会**我们去追寻那诸意义背后的元意义这种妄想，所以我们必须与之切割，才能获得自由。当然，这里的自由不是自我的自由，因为我们已经把‘自我’这个形而上学的本质同时消解掉了”①。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自由既然消解掉了主体即自我，那么这种自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自由，实际只是一种空虚的概念和文字游戏。
最后，伊格尔顿发现后现代主义在消解自我和基础的同时，引入了一个叫作“根基”的概念，“到底这一工程解放了谁，这还是一个谜。虽然后现代主义厌恶一切绝对根基，它还是偷偷地加入了一个他们自认为很牢固的绝对信条。当然这个绝对信条不会是大写的上帝、理性或历史，但它的作用同样是根本性的，像其他绝对信条一样，再往下面深挖是不可能的。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个绝对信条叫作‘文化’”②。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在否定基础和本质的同时，提出人生的意义在于自由，但是为了弥补这一自由背后合理的理论支撑，不得不将文化作为人生意义的基础，这一点充分说明，人生的意义需要有载体的支撑，否则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