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批评为何能够容纳如此众多的方法呢?伊格尔顿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解：“修辞学——或者叫作话语理论——分享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于语言形式手段的兴趣……它可以向解构批评和精神分析理论学到很多东西，而它对于话语可以成为一项人的改造事业的信念则与自由人道主义有不少共同之处。说文学理论是虚幻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中为一种不同的话语实践找回很多宝贵的概念。”①也就是说，伊格尔顿在修辞学批评中采用如此众多的方法就是为了实现革命的实践即社会主义实践运动。按照他的理解，正是由于修辞学的文学批评兼收并蓄、广征博引，融众多理论于一炉，而又能坚持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向往。所以，其自身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实现方法的多样性，而其中心目标的专注性则决定了各种方法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或许这正是众多方法的殊途同归的作用。因此，较之于科学的文学批评，修辞学的文学批评更加具有强大的理论威力和实践效果，或许这也是伊格尔顿放弃科学的文学批评转向修辞学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学文本生产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这种生产与一般意识形态的生产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即文学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既体现了其生产的意识形态性，也体现了其特殊性，因此，文本意识形态理论是伊格尔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伊格尔顿试图开辟文化批判的新领域，在对于文本意识形态的研究中，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更加可行的道路，用以实现人类的解放。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论又称为“文化政治批评”,其研究路径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理论、从政治文化到文化政治、从理论思辨到政治事件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强调和重视。
首先，伊格尔顿把语言分析方法运用于哲学解释。重视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强调概念的明确性和严密性，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很多方面已取得积极成果，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吸收并运用这些成果，以充实自己的理论，使其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在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理论中，文化一词是基石，必须做出严格规范的定义，才能展开其他领域的论述，他用英国哲学特有的经验主义和分析的手法，对文化本身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奠定了“文化政治批评”理论的基础。
其次，伊格尔顿强化了文化政治批评的整体主义方式。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表现为在分析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注重整体性，强调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共生性和时空结合性。他在分析和阐述“文化政治批评”时，既注重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又注重它们之间的互动性，以实现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
伊格尔顿坚持文化意义的辩证性质，提供一种整体论的视角，“文化不仅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①。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还是一种生产形式和过程，这一点对于文化的功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说明艺术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艺术形态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①。他将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文化生产”既表明作为精神和价值的文化不可能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最终取决于作为社会根本结构的一般生产方式，同时也表明文化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和生成的物质过程，最关键的是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参与文化实践过程，伊格尔顿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入手来分析文化生产的特点，突出了文化的整体性特征。
最后，伊格尔顿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英国马克思主义以技术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为批判武器，坚持社会主义的理念，他们的“这个理念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实践，即去发现新的社会主义政治”②。其中伊格尔顿的观点更为彻底。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文化从来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政治不能通过自身来达到其目的，它必须通过文化这个中介来塑造国民。文化“根据新型政治体制的需要铸造人的自我，重新将他们铸造成秩序驯良的、温和的、崇高的，爱和平的、不好争吵的、无私的主体”①。伊格尔顿秉承其师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把“文化”置于历史和政治的视野中加以思考，文化“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进行学院式的解剖的标本，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②。
综上所述，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首先界定“文化”的整体内涵，再去挖掘文化或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最后进行政治性的批判，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语言分析的方法保证了文化、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的明晰性和特殊性，这是理论建构的必要条件。整体主义的思维范式则强调了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批评及其他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动态过程，使得“文化政治批评”体现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体系。激进的革命批评则保证其批判性和进步性。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中，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论”具备了现实性和时代性，因此具有前瞻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