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修辞的最初含义就是一种政治批评，就是为了提高话语的政治性效果和意识形态影响，而这种效果与话语的表达形式具有紧密的关联。现代文学理论则反映了现代的意识形态内涵，“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一直与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的确，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有权作为知识探究的对象，不如说它是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个特殊视角”①。伊格尔顿又指出，虽然现代文学批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只是退缩于狭隘的文学内部，将会失去自己的存在价值，面对现代文学批评的颓废倾向，“文学批评的未来如果不定位于反抗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斗争，它将毫无前途”②。因此，伊格尔顿主张回到文学批评的原初含义中去，即作为修辞学的文学批评。
修辞学的文学批评不能仅仅关注文学的所谓本质，而应当去关注文学话语的政治效果、社会背景和实践价值，“事实上不可能给文学下一个‘客观’的定义。因为这就把为文学下定义变成了人们决定如何阅读的问题，而不是判定所写事物之本质的问题”③。也就是说，文学的定义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客观的文学对象的本质。伊格尔顿又批评形式主义者对于“文学性”的追寻，“‘文学性’(Lite-rariness)是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区别性关系(DifferentialRela-tions)所产生的一种功能，‘文学性’并不是一种永远给定的特性。他们一心想要定义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语言的某些特殊用法，这种用法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发现，但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之外的很多地方找到”④。文学性只是文学话语的一些特殊用法而已，它不能概括并规定文学的内涵和价值。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文学的本质或文学性不是文学自身内涵的真正体现，而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即文学文本就是一套话语体系或一种话语实践，“有史可考的、影响最广泛的早期文学批评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美学性’批评，而是现在称之为‘话语理论’的一种方式。它着力分析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使用特定的语言所产生的实质性效果”①。
再者，伊格尔顿认为，一切文学形式都与意识形态有关，“一切话语、符号系统和意指实践，从电影与电视到小说和自然科学语言，都产生效果，形成各种形式的意识和潜意识，我们现存权力系统的维持或改变则与此密切相关”②。文学形式产生的效果也就是意识形态效果，而这种意识形态效果与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背后的阶级利益紧密关联。伊格尔顿认为，既然文学会产生社会性的效果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应该“关心话语产生什么效果以及如何产生这些效果”③。也就是说，不但要考察文学话语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而且要关注产生这些效果的作用机制。
修辞学批评就是要“发现有效的申辩、说服和论争方式，修辞学家研究他人语言中的这些手段是为了在自己的语言中更为有效的运用它们”④。伊格尔顿指出，发挥、运用文学话语的政治性效果就是修辞学文学批评的主要意旨所在，革命的文学批评就是要“捣毁统治性的文学概念，将文学置于整个文化实践领域……它将解构既定的文学等级，重估既定的价值判断，关注文本语言和无意识对主体的意识形态的建构”①。修辞学批评就是要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功能，革命的修辞学批评就是要揭发旧的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虚假性，宣扬新的意识形态的进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