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性一直是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强调的重心所在，在文学文本生产理论的基础上，伊格尔顿又进一步提出了其文本批评理论，以彰显文学艺术批评的政治性功能，以期实现文化批评在社会革命中的积极作用。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艺术批评一方面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受到一般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制约，“批评属于意识形态的审美领域，一个具有相对自律性的领域。但是一种批评的出现标志着这一领域与其他领域之间的某种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审美领域属于整个意识形态的支配性”①。另一方面文学批评也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通过批判一般意识形态而促进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这体现了文学批评的社会批判功能。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不仅要揭露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属性，更是为了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来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他最初设想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但逐渐发现这种设想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力度不够，也不完全科学，因为这种设想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实践性，“抽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片面强调它的科学性，也就等于放弃革命”②,这与伊格尔顿追求的人类解放目标不相符合，因此他放弃了这种科学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转而去重新尝试建构一种修辞学的文学批评理论。
(一)科学文本批评的设想
伊格尔顿的科学文本批评观，首先受到阿尔都塞的重要影响，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与科学理论存在着根本区别，科学理论能够脱离意识形态的制约，从而具有独立性，“认识史理论使我们懂得，人的认识在不同生产方式更迭史上是如何首先以意识形态然后以科学形式产生的”①。阿尔都塞以为，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意识形态早于科学形式，科学理论是从意识形态之中产生的，阿尔都塞将这种科学从意识形态中的脱离过程称为“认识论断裂”。
“马克思的立场，他对意识形态的全部批判都意味着，科学就其含义而言是同意识形态的决裂，科学建立在另一个基地之上，科学是以新问题为出发点而形成的，科学就现实提出的问题不同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科学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对象。”②可见，阿尔都塞认定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分属于不同的问题域。因此，二者是有根本差别的，伊格尔顿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受吸收了这种欧洲大陆传来的新理论，并将这种观点引入到他的文化批评思想之中。他指出，一切文学以及文学批评都是意识形态，不是科学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是科学理论。为什么伊格尔顿这么说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立的基础和对象都是科学的，那就是唯物史观。
伊格尔顿指出：“历史唯物主义非但不是意识形态，而且包含着意识形态起源、结构、衰弱的科学理论。”①也就是说，较之于被意识形态制约的其他文学和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并且科学地说明了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因此，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指向意识形态及其功能，必然能够提供一种关于文本意识形态规律的知识，“一种科学批评的保证是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结构的科学。只有这样一种科学的基础上，这样一种批评才有可能被建立——只有有关意识形态的知识才能确保我们要求一种有关文学文本的知识”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