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实践方式既生产出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及话语，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又生产出意识形态批判话语，作为反抗性的力量，在对既有意识形态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产生出一种更为异质性的意识形态形式，用以颠覆社会的现实秩序。但这种异质性的意识形态不一定是先进的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历史进步的方向或人类的理想社会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一种更加先进的话语系统，促进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这就要求意识形态批判必须坚持人类幸福与进步的原则，究其实质仍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类解放的宗旨。
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中，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发生作用，各自赋予文本某种内涵，导致作为最后产品的文本及其意识形态与历史真实处于一种扭曲的虚幻关系当中，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表征，文本本身则变成一种寓多种意识形态内涵与话语符号于一身的意义载体，而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
伊格尔顿创造性地提出，文本的复杂性与其内部的冲突性为我们寻找文化反抗的力量提供了条件，我们可以在文本的断裂处、空白处或沉默处寻找出有意义的话语符号，根据这些话语的内涵来分析文本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在此，他借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认为“科学的评论必然关涉到意识形态的结构的科学说明”①,伊格尔顿将这种科学的批评理论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一种关于意识形态起源、结构、衰落的科学理论”②。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力图寻找出文本生产的各种制约要素及其作用，分析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的结构形式的社会历史联系，从而科学地说明文本意识形态及其生产的科学规律，把握意识形态生产的条件，以清晰准确地揭露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试图建构出一种进步的科学知识文本，为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随着对意识形态认识的深化，伊格尔顿逐渐体悟到在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中，要条分缕析地梳理意识形态的要素与功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政治效果也不一定显著。与其努力发掘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批评话语，不如尝试建构一种激进的文本批评理论，通过对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进行政治批评，来促进人类的解放。这种理论转向，使得伊格尔顿将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的分析转移到文本批评的政治成效上，“反抗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斗争才是文学批评的真正前途”①。但在这种理论批评转向过程中，他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原则，即寻求人类解放的终极诉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连接起来，通过激烈的意识形态批判促进人类的自由与解放。
面对当今社会审美异化的困境，伊格尔顿试图通过审美理论批判重新恢复美学的身体感性维度，“以美学为中介，将身体的观念与传统政治主题(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重新相连”②。身体的感性维度与人类的解放密切相关，要想破解现代审美意识形态的“魔咒”,恢复身体审美的感性内涵与解放诉求，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批判的理论导向。他固守着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的阵地，将人的自由视为最终价值诉求，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来恢复人类的感性内涵，消除异化和人身体的分裂，来实现真正的解放。最后得出“作为最深刻的美学家，马克思坚信人类的感性能力的威力……但是这种感性丰富性的展开必须通过颠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工具主义(实验主义)行径才能实现”①这一结论。
